【逃犯條例】習近平二度表態 三種思潮挑戰中南海
當地時間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勢進行表態，據中國官方通稿，習近平指「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習近平強調，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這是習近平近來第二次公開就香港局勢表態。11月4日，習近平在上海出席進博會期間接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談及香港局勢，同樣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最重要的任務。《香港01》在《【逃犯條例】習近平對港嚴厲表態 中央政府的「急與不急」》一文中分析，對比習近平兩次公開表態可發現有些許不同之處，其一是最新表態中，習近平說，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用的是「最緊迫」，而在11月4日那次，則用的是「最重要」。 「最緊迫」與「最重要」兩字之差，可以看出隨着香港局勢升級，暴力蔓延至校園內，以及出現傷亡情況下，北京方面表達出更為強烈的要求香港管治團隊積極止暴制亂的意願。當然，北京會給予港府及管治團隊最堅定的支持。
在中共最高層二度表態之後，香港修例風波向何處演進值得觀察。有北京觀察人士指出，香港修例風波是自由主義、分裂主義和激進左翼三種思潮共同交織形成的。
反對中共的自由主義
香港作為自由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社會典例，港人從來沒有反思過自由主義給他們帶來「危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買不起樓，沒有前途恰恰是自由主義不受到制約的惡果。而是將自己的處境歸咎於「自由受到侵犯」，歸咎於1997年回歸之後被中共治理。
二戰之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抗仍然在繼續。西方一些評論將香港稱之為「新柏林」的目的也正在於此——他們將香港包裝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前沿陣地。可惜的是，數量不為少的香港人也抱有此類的想法，可能他們對此的思考沒有那麼深刻，但是中共在文革、六四、三聚氰胺奶製品污染事件、汶川地震後腐敗事件、銅鑼灣書店事件中的表現，讓這些港人對中共失去信心。並且設置了一個偽命題——自由主義曾經給予香港的繁榮，正在被共產黨剝奪。
其實恰恰相反，自由主義曾經給予香港的繁榮，正是被自由主義本身剝奪。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形態，使得平等惠民政策無法繞過大資本家的干擾。
此外，選舉政治作為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真普選」也成為香港人近年對中共中央政府不滿的原因。當暴力和激情慢慢散去，香港人可能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選舉未必帶來「良治」。 誠然，選舉制可能是目前人類所能發現的最不壞的那個制度。但是最起碼在東亞的政治史中，選舉未必帶來良治。反而東亞諸國的崛起，恰恰是在「開明的專制」和「克制的民主」共同作用下實現的，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蔣經國時期的台灣崛起，麥理浩時代的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都走過了這樣一段歷程。反而是真正的選舉，帶來的卻未必是良治，今日台灣即是案例，選舉帶來的只有內耗，沒有「麥理浩」。民主的價值不同於民主的實現形式，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選舉民主，都只不過是政治民主的具體形式。崇尚完全西方價值觀的人，恰恰是沉浸在「選舉政治」中不能自拔。
回到香港，香港作為西方遠東殖民主義的「殘留」，這個世界上最「自由主義」的地方，太強烈地迷信於「選舉政治」。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選舉，廣大的中間派被「選舉」的外衣綁架，忘記他們真正懷念，並且需要的是那個麥理浩。這種人，是需要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幫助下去選拔出來的。而「港獨」唯一能夠「奪權」的方式，就是把「普選」異化為全民公約數，倒逼北京，通過普選上台，實現權力的更迭。
因此，「反對中共的自由主義」成為此次修例風波的第一種構成思潮。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背後的分裂主義
回顧整個修例風波，「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最有代表性、傳播性的口號。這個在2016年由梁天琦提出的口號經過此次風波得到廣泛傳播。儘管參選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張秀賢在被選舉主任問及有關政治立場的問題時，他在回覆信中說明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意思，稱「光復香港」，意思是將香港「光復」回舊日般面貌，如市民可以如往日般享受各種自由，重歸安居樂業的生活，「時代革命」就是指在這個時代，我們必定要透過大型的變革，才可以使香港繼續向前，回覆昔日的光輝。
但是很顯然這是一種「狡辯」，今天一些激進示威者喊出「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真正訴求其實就是「港獨」。「時代革命，光復香港」，「革誰的命」？革香港政府的命，「從誰手中光復香港」？從中國共產黨手中「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這個口號，就是典型的分離主義口號，背後隱藏的意思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而非大陸新移民。其中2006年是香港本土派發展的一個重要年頭。當年80後青年反對天星碼頭清拆，孕育出第一個以「本土」為號，名為「本土行動」的社運組織。另一是第一個以激進抗爭為號，與主流的民主黨有別的新政黨社民連誕生。一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如果你採訪任何一個走上街頭的示威者，儘管他們嘴上會跟你說着「民主、自由」的口號，或者出現A：認為香港應該繼續擁抱自由市場， B：認為港府應該大派福利此類截然相反的社會政策，但是這些勇武派與和理非真正的訴求只有一個，就是「本土優先」。不要看「黑衣人」如今與住在重慶大廈那些東南亞族裔似乎關係很好，那只是因為東南亞人並不掌握香港政權，他們更多從事低階層勞動，沒有對港人行成競爭壓力。
「本土優先」如果基於「一國」尚且能夠被中央政府接受，但是恰恰因為這個地方是香港，香港人在經濟、文藝創作上對大陸傲視的歷史，在今天成為香港的優勢喪失。再加上前文所說的「自由主義」又讓一部分香港人給自己賦予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戰士」的形象，使得「本土優先」理念再進一步不會出現中國內陸省份的「地方保護主義」，而是「分離主義」。
所以，分離主義也就成為「修例風波」中一部分港人的真實目的，它與自由主義交織。這一點恰恰突破了北京的底線，是中央政府無法容忍的地方。看習近平的兩次表態，北京的態度很明確，香港只要能夠遵守「一國」，並且不出現危及「國家安全」事件，其他的一切事務都可以遵循「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惜，「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突破了紅線。
要求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
要求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全球興起，尤其是年輕人成為主力軍，香港修例風波也不例外。這一點恰恰是港人不自知的。
儘管作為「遠東最後一個自由主義堡壘」，香港人認為他們是因為自由受到中共的侵犯才走上街頭。但是正如大多數社會抗議一樣，這個生長在自由主義土壤上的街頭運動帶有明顯的左翼運動主張，就是不滿建制政府，不滿資本家，要求平等。 左翼思潮的迴歸，同激進右翼的崛起一樣，是當下世界的一個大勢，而且兩者在快速結合，這在香港局勢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要打破階級固化，要求經濟民主，「求平等」……這些是絕大多數香港人今天走上街頭的核心訴求，但是他們卻不願意承認。
2006年香港左翼組織「社民連」崛起就是典型案例，這個新興政治組織要做旗幟鮮明的反對派，爭取社會正義的「真正左派」。但是這個組織激進的語言和行動風格為民粹主義的發展大開中門，也埋下了這個組織後來多番分裂的伏線。而從社民連分裂出來的黨派，或多或少，或淺或深地都沾上右翼民粹主義的色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香港的「極端左右思潮結合」的案例。 如果說近100年來，世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次科技革命，對財富進行了數次再分配，有效緩解了人類財富分配不均導致戰爭的周期律。那2008年以來整個世界的階級固化是在加劇的，年輕世代看不到希望，被束縛在某個階層裏不是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區的單獨現象，而是整個世界如此。資源分配不合理，貧富懸殊加深，低下階層惠及不到，傳統執政黨政策顧不到他們，他們對社會的不滿，被本土派利用，焦點是新移民，資本家是元兇，對社會不滿具體化個人化。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佔領華爾街，佔領中環，「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崛起。
作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為懸殊的地區，香港更是如此，今年1月21日，國際顧問機構Demographia發佈的數據顯示，香港連續第9年登上房價最難負擔城市首位，房價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進一步惡化，由2017年的19.4倍升至20.9倍，意味着香港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9年才能買得起一間住房，創調查歷來最高水平。1月8日，香港法院宣判一起悲劇案件。該案緣起於一位八旬老翁常年獨力照顧長期患病妻子，見妻子健康每況愈下，完全無法自理，擔心自己早死後妻子無依無靠，將妻殺死，繼而報警自首。在老齡化嚴重的香港社會，這件悲劇暴露了貧困長者老無所依的困局。這着實令人唏噓。港府對於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引以為傲，連續多年不曾改變，而中國中央政府，為了彰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以及對「港人治港」的尊重和維護，避免造成香港社會被內地社會主義同化的疑慮，所以對於香港的最自由經濟體系，非但始終未能進行必要糾偏，反而還長期以來予以肯定，並正面報道。
因此，中央不清楚港人的生存現狀，港府和資本家沒有意願去改變港人的生存現狀，依靠常規手段港人又無法改變現狀……走上街頭成為最後的選擇。
自由主義、分裂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三者共同交織，互為因果，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的上空交織、盤旋，壓在每個香港人的心頭。既讓香港問題具有空前複雜性，也使得香港成為現代人類社會罕見的「城市樣本」。治病要治本，如果中央不能深刻認知香港背後這種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就無法對香港問題解局。即使今天修例風波得到控制，也會如「佔中」一樣，幾年之後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