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憂患中的新藍圖　中共四中公報呼應十八屆三中改革目標

從歷史來看，中共往往在「三中全會」提出要有巨大改革突破，緊隨其後的「四中全會」則更多是精準定位，對中共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對症下藥。是故中國的命運，與四中全會閉幕後所公布的相關「決定」緊密相連。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原本是6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結果6年之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就把要達致這個「總目標」的若干重大問題列入主要議程，令四中全會公報充滿「新時代社會主義藍圖」的意味。

風險意識與制度自信

中共四中公報先是在程序式表述「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其後就是全會一致認為，現時正要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複雜局面」。這種罕見的坦率表述，呼應中共高層之前在多個場合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

不論是中共中央黨校秋季學期中青年幹部開訓班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偉大鬥爭」號召，還是習近平年初在中央黨校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警告中共黨員的七大風險，乃至2018年1月，習近平警告有中共「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都可看到習近平的鬥爭思維，是對中國目前所處內外局勢以及各種困境的一種自我警醒和預控。

但在警醒和預控的同時，習近平亦在向整體中共官員隊伍強調制度自信，四中全會公報更是第一次系統梳理總結中國國家制度和中共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13個制度優勢，並再次提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公報指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中共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社會主義與「第五個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被視為是「第五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應是外界觀察和解讀，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的發展，進而理解其之於中國長治久安和崛起復興的重大意義。

「第五個現代化」主要包括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個維度。前者主要指賴以完成國家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設計，要解決的是制度問題，核心在於建立一套公共領域的理性秩序。後者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要解決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效能問題。

之所以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因為中國已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是在毛澤東時代提出，屬於物質文明，體現生產力。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已被貧窮落後折磨百多年，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同時又深陷「革命鬥爭」家，「四個現代化」不僅寄托人民大眾對美好物質生活的嚮往，也反映中共對國家富強的急切渴望。

社會主義讓中國完成民族解放、經濟發展，也能夠完成現代化。中共建政後提出的「四個現代化」，體現中共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認識，但「甚麼是社會主義、怎麼建設社會主義」如今已是新時代命題。

蘇聯通過集權體制實現社會主義，毛澤東想通過「三面紅旗」實現社會主義，鄧小平給社會主義注入資本主義基因，他們有的失敗了，有的開始走入歧途，所以習近平的歷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這種「正本清源」絕不是如西方輿論與中國自由派所認為的「中國將重回文革，重回極權」，而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補充，幫助中國人把對現代化的認識，從器物層面延伸到形神具備的「道」的層面。 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要追求制度和人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理想效果。

所以，「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極具意義的政治方案和目標，是決定中國能否持續良性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