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深度解讀港澳辦「三點意見」 北京再開治港藥方
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示威已持續3個月。《多維新聞》發表文章，解讀港澳辦釋放的最新信號。
文章指出特首林鄭月娥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引動香港局勢和內地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喧賓奪主」地蓋過了此前一天（9月3日）港澳辦就香港事務的長篇發言。
其實，港澳辦此次表態提出「三點意見」，並透過國務院新聞辦的平台發佈，傳達了中央治港層面就香港局勢的最新判斷，極具重要性，其意義遠在林鄭月娥講話之上，值得香港社會認真關注。
以下是多維文章全文：
這一次港澳辦的記者招待會，關鍵點是在發言人楊光提出的第二點和第三點。對於第一點，「止暴制亂」，沒有新意，只是重複了中央政府一貫的主張。然而，這裏還是有着一些警吿意味，直接針對香港的管治階層，包括政府各個部門和體系，以及在政府之外的建制體系，包括商界與政黨，說明了中央政府對這些機構及成員在這次衝突中不盡人意的表現。
楊光在發言中強調了，止暴制亂，「沒有中間地帶，容不得猶豫、徘徊和動搖」，無異於是對當前香港局勢下「猶豫者」、「徘徊者」、「動搖者」的一種「警示性敲打」。那麼，誰是「猶豫者」、「徘徊者」、「動搖者」？
客觀而言，這次席捲全港的反修例運動之所以能夠持續近三月之久，除了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長期積累使得運動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門能力不足，以及商界與建制派等的騎牆與投機。比如，一些人認為司法機構對暴力過度寬容，出現了警察「前門抓」，司法「後門放」的案例，導致違法成本過低，實質上等於鼓勵和縱容了非法暴力行為。而商界等作壁上觀、態度模糊，最後讓中央釋放強烈信號之後才逐步歸隊。就算這樣，依然會出現如李嘉誠勸阻暴力的「黃台之瓜」就可以從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事件雖然是羅生門，但卻展現了各方之間缺乏信任，甚至造成衝突。特首林鄭月娥在中央與香港社會壓力之間的反覆搖擺更是尤其明顯，無論其公開流露的感情還是私下講話，以及在在一些關鍵決策上的猶豫與反覆，軟硬失當，有些內地評論直接指出她「該硬的軟啦、該軟的硬啦」，不僅刺激事態不斷升級，也給警隊和現有建制力量造成了困擾。港澳辦這次明確提出「所有掌握公權力的機構都應當快速、果斷地行動起來」，「在止暴制亂這個大是大非、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問題上，沒有中間地帶，容不得猶豫、徘徊和動搖」顯然都意有所指。
為什麼第二點重要？港澳辦明確指出，在反對修例的衝突中，存在着一大批暴力份子和支持政府修法之外的第三批人，這說明以往治港體系對香港問題的最大疏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港澳辦的說法是，「參與和平遊行集會活動，與那些肆無忌憚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衝擊中央駐港機構……的犯罪行為，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從其10次提及「少數暴徒」的說法來看，中央政府明確地希望將被打擊的對象侷限在一小批「暴徒」，不認為應該將打擊對象擴大化，而且強烈突顯了這樣的第三批人的重要性，甚至是這次暴力事件中必須認清的政治事實。
當然，強調這一批人也是表達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和香港與內地差異極大的政治表達模式，認可香港市民「和平遊行集會表達訴求」的權利，對這場運動和參加運動的香港市民，亦即作為主體的「和理非」，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問題進行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對非法暴力和港獨，則依法嚴厲打擊，「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和中央在內地社會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高度類似。
但港澳辦也明確指稱這些大量存在的暴力與港獨行為，「圍繞修改《逃犯條例》出現的事態已完全變質。」「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與修例無關」，「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這樣的指控是嚴厲的，而且定義了這種企圖讓香港「完全自治」的目的就是「港獨」，因此也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行為。
中央認為，大多數參加運動的香港市民是被激進暴力者、動機叵測者、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群體所綁架和誤導。他們所代表的民意是需要被尊重、被認可的，不應該被不加區分地視為「止暴制亂」的對象。而且，需要向他們澄清問題和原則，即爭取最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與支持，為未來改革凝聚共識，同時又集中力量針對非法暴力行為嚴厲打擊，以實現「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目標。這種態度的關鍵是既突出強勢對待「暴徒」，亦明確了中央對大多數反對修例、同情反對行為，極度不滿政府的群體所持有的理性態度，它與以往中聯辦等治港部門對香港政治那種二元對立，敵我矛盾的做法有着極大的差別，更是我們一直批評治港體系在統戰工作上的嚴重不足，甚至是違反了政治原則的粗暴工作手法。
港澳辦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的第三點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對如何定性這次衝突的關鍵。楊光雖然說是「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獻計獻策，共謀解決之道」，明確指出了香港困局的深層問題，並且提出了香港各方解決問題之道，幾乎相當於直接針對「病症」開出了「藥方」。要很好解讀楊光的說法，可以與前幾天《新華社》發表的文章一起來看，也就更好說明中央政府已經對香港問題重新定性，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樣，將重心只是放到與敵對勢力的鬥爭上，而是從香港施政的內在不足尋找答案，這是關鍵的改變，而且是真的抓住了牛鼻子。
然而，雖然抓到了牛鼻子，但也要有方法順服這頭牛。目前的困難之處是香港整個建制體系，或者說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根本沒有意識，也沒有改革意願，更沒有改革魄力，依靠他們，以為這樣就能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是過於幼稚了。大家甚至要問，中央為什麼到今天才意識這個問題，是因為治港體系和香港政府從來就忽略了這種情況，還是制度設計本身就忽略了對這種問題的認識。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應該對資本主義有深刻的認識，中央治港官員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為什麼會對這種社會矛盾視而不見，這是中央必須考慮的，而且必須嚴肅對待。如果做不到，或許「一國兩制」就只是口號了。
事實上，當我們聽到中央政府將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管治團隊繼續通過有關對話平台與社會各界人士和青年展開交流，共同探討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案」時，心裏確實產生了極大的疑惑。因為深層次結構問題雖然是港英殖民地時期就一直存在，但它是在迴歸之後惡化，甚至鞏固了問題的發展。如果中央政府只是說，「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繼續不遺餘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市民」，可能並不足以推動改革。從林鄭月娥幾天後提出的「四項行動」，也可以看到大家無法接受這種「行貨」，也就是無法讓人看到改革的到來。
我們多年來不斷做出呼籲，希望中央和香港政府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經由這次嚴重的社會管治危機，中央和港府終於看到了導致香港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開始找到問題的「要害」，點出了香港社會問題長期積累最終集中爆發的結構性病根，也即：因為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過度迷思，繼承了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結構，加上回歸後港府一直缺乏對問題的透徹認識與改革能力，在消極治港思維主導下沒有進行一個系統的「去自由化」、「去殖化」轉型正義過程，沒有建立一個符合香港現實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因而導致矛盾頻繁爆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問題積弊日深，有很多問題是在港英時期就長期存在，形成了非常固化的利益分配結構，同時港府與精英社會也深陷這種利益結構，即缺乏對問題的充分認知，又缺乏足夠的改革意願，有不少人更在精神上還尚未完成迴歸過程。對於這種情況如何認識，中央政府必須繼續深挖病根，而且必須從自己的工作中尋找不足之處，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夠找到更根本的病根，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一場硬仗和持久戰，中央必須拋棄我們依然感覺到的消極「一國兩制」心態，必須重建一種積極的「一國兩制」心態和認識，全面參與到香港的改革規劃中，不然，要等到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行「自我革命」，可能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