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重回治港話語體系　北京明確底線釋放善意彈性

於9月3日召開的港澳辦記者會，被外界戲稱為「最硬核」的一次。期間港澳辦不僅直面了諸多敏感問題，比如北京對港是否設有死線、是否將這場騷亂定性為「顏色革命」，會否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會否動用緊急法止暴制亂，會否出動解放軍等，而且還針對重啟政改和普選問題給出了完整闡釋。
雖然此前召開的記者會也有被問到普選問題，但這一次更為完整、全面的表述，可以說標誌著普選重新回到了北京治港話語體系。

港澳辦發言人的闡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圍繞外界爭議的問題正本清源，比如何為「8·31」決定，該方案又為何會在2014年被戲劇性否決，什麼是「真普選」什麼又是所謂的「假普選」。在理清了這些基本概念後，港澳辦發言人依託於《基本法》給出了北京的底線——無論將來什麼時候啟動政改，香港的普選制度都必須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規定具體是什麼，發言人也給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比如什麼是香港的政治地位、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行政長官的職責與使命等。基於此，「基本法第45條做出規定，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時，要經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而後普選，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提名、普選、任命三個環節，一個都不能少，每一個環節都要發揮實質性的作用……香港的普選只能這麼搞，沒有別的選擇。」

事實上，在今次香港反修例風暴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雙普選的問題本身幾近從中央治港政治場域消失。但正如我們此前一貫的判斷，香港社會這種對雙普選似有若無的消聲，並不能代表政改議題就此不存在了，也並不能說明香港對選舉民主就不再關心了。過去幾年的所謂「消停」，其實只是新一波行動的醞釀過程，今次反修例運動期間衍生出雙普選訴求，並很快成為運動的核心主軸之一便是例證。很明顯，普選這根「刺」不僅沒有被拔出，而且經由這一次的反修例越紮越深。

目前普選問題重回北京治港話語體系，雖然某種程度上是倒逼和偶然的結果，但其實從長遠來看，這樣的「重回」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在2014年「8.31方案」被否決和「佔中」後，中央將治港重點轉移到經濟民生，政改問題從治港話語體系中消失，這種避而不談看似相安無事，但其實是遮蔽和掩蓋住問題和矛盾，並可能加劇了港人對政改的絕望感，畢竟當2007年第一次給出普選時間表之後，香港社會一度看到了「希望」，覺得有盼頭，這是很切實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這一次「重回」，在一些反對派看來可能是己方積極鬥爭的結果，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基本法》本就寫明瞭香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最終會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產生，也即雙普選是《基本法》明確給予香港的一項法定權益，而幫助、引導香港儘快實現雙普選，則是北京對香港的憲制承諾。從這個層面來看，讓普選話題正常化，不失為切實解決香港今天面臨問題的必要階段。

再回到港澳辦發言人的闡釋，其實在底線之外，也有彈性空間。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自上一次政改方案被離奇否決，當時被認為這是中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人大的決定被地方政府否決，香港社會普遍認為，兩大政治性議題，重啟政改和23條立法，或將被永久擱置。但其實按照港澳辦這一次的表述，反過來理解即意味著，只要普選制度符合基本法和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是存在重啟的可能性的。

但同樣香港社會需要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便重啟政改，在一些原則和底線問題上是沒有討價還價空間。2014年政改方案被否決的教訓，理應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堂政治課。而且拋開北京考量與香港社會期待之間的差距，還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是，政改這種關乎社會根本框架結構的大事，幾乎絕無可能一蹴而就，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導致其必須要以十分周全、充分而又合理的規劃作為指導來推動。北京在普選上的慎重不是政治吝嗇，而是希望以可控的節奏和形式，循序漸進地實現政改流程，既滿足香港大眾的普選訴求，又不至於出現政治失控。最近香港發生的衝突，正好說明了政治失控的代價，而且它是可以突然到來。

基於此，不管是北京還是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泛民主派，都需要丟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以香港反修例作為一個契機，將香港在過去22年時間裡擱置和累積的問題和矛盾開誠佈公地擺在檯面上，給香港來一次真正的刮骨療毒。普選本身只是形式和手段，它非常重要，是港人對未來的政治期盼，但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與繁榮，香港民眾切實的獲得感才是根本。面對當下持續了近三個月的反修例運動，別讓一小部分人劫持了香港大多數人。而同樣地，直面普選的價值和憲政規律，也別讓少數的激進反對派劫持了香港政制的未來，將有普選支撐的積極「一國兩制」拖入到不可測的深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