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內地面貌幾番新 青年實現「自我價值」訴求未變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中國從一個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到2008年把中國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更是成為一個全球強國，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對以往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構成挑戰。可是直到如今，中共仍未公開平反六四死難者的「動亂」罪名，遑論公開檢討以國家暴力清場的嚴重錯誤，而六四之後「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聞，其歷史根據正是八九學運終會重演，以為中共終究敵不過西方民主政體大潮流。然而三十年過去，中國卻未崩潰，正好引證中共成功以推進改革開放，以發展成果滿足群眾尋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亦反映三十年前當那些年輕人上街高喊政治口號，批評當權者，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經濟民主」。到了今天社會變了，但新一代年輕人也在追求生活，他們置身於世界第2大經濟體，更有條件獲得高深教育和工作機會，不變的是尋求「自我價值」這大時代背景。
廣場上要求公正分配社會資源
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數以十萬計的年輕人高舉各式橫額，向中共當局提出訴求，但他們為甚麼會在那個春夏之交忽然大規模聚集呢？這些年來，民主女神像和「坦克人」成為六四的象徵，前者被視為代表學生們爭取西方民主政體，要革共產黨的命，而後者則被視為代表學生們無懼體制暴力，為了推翻專制政權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事實是誰能夠否認八九學運是一場民主運動呢？可是年輕人爭取的「民主」，一直以來都未為人清楚闡述，致使以偏概全。
以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線，八九學運起初是藉悼念這位被迫下台的中共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大業未竟全功，認為經濟復甦起飛下「貪污」和「官倒」叢生，貧富懸殊下社會不公愈趨嚴重，甚至以為已經到達「危機」地步。正是感到「國是日非」，官僚系統剝削百姓以漁利自肥，學生們才產生「救亡」意識，意圖以群眾運動迫使當權者解決社會經濟問題。
學運的觸發點原本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年輕人追求的是資源分配的公平公義，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他們針對的主要有兩個現象，一是「通脹」，二是「貪污」。當時中共中央為解決雙軌制進行價格闖關，沒有管理好市場預期，低估了雙軌改革對政治與經濟社會的衝擊，導致在1986年至1988年的通貨膨脹週期中，月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自1987年1月超過5％，至1989年2月達到最高值28.4％，前後超過兩年時間。物價上漲蠶食工資和購買力，人民反應強烈，即將投身社會的年輕人更是感受至深，對經濟前景充滿焦慮。
另一方面，雙軌製造成的價格嚴重扭曲局面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觀，反而導致權錢交易和「官倒」等腐敗行為橫行，開始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態勢，令人民非常不滿。年輕人眼見自己和身邊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只會愈來愈差，權貴們卻利用制度漏洞自肥，將財富建基於百姓的痛苦之上，這樣一個反差自然會激發義憤和批判聲音，要求權貴們檢討反省。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發軔於對「經濟」的追求，用現今解說即是追求經濟平等，指人們在經濟上擁有更平等的地位，包括對壟斷資本的抑制和社會福利的合理供給等。更進一步，這是當時年輕世代對於自我人生價值的追求，他們希望蓬勃的社會發展中，個人的價值能夠得到體現，尤其是通過個人奮鬥獲得幸福之價值。而所謂「權貴」、「雙軌制」、「官倒」已經成為這種實現自我理想、自我價值的阻礙。
至於「政治民主」訴求，廣場上的年輕人也是以「反貪污」、「反官倒」為起點，將矛頭指向中共黨內一些政治人物，要他們下台，但自始至終「打倒共產黨」這五個字都不是廣場內的主旋律。
事情之所以急轉直下，緣於中共缺乏社會治理手段，以至爆發少數打砸搶事件，讓和平的學生運動平白添加「動亂」色彩，繼而被一部分當權的保守派利用，繼續激化和平的學生運動，將其演變為激烈的政治運動。與此同時，學運逐漸由街頭群眾運動，演變為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當局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將其解讀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引爆政治衝突。如是者，八九學運由一場救亡、反貪、追求美好生活的大型集會，在6月4日鎮壓槍聲中淪為血色的政治禁忌。
繁榮市場經濟下追尋自我理想
三十年過後，天安門廣場上盡是遊客和公安，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復見帳蓬旗海，而年輕人們忙於乘地鐵坐公車，於摩天大廈林立的北京，尋覓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機遇，箇中巨變是一連串重大政策決定的結果。六四之後中國一度陷於各國制裁和封鎖，走計劃經濟回頭路成為可能選項，然而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於1992年展開「南巡」，表明「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一錘定音後改革開放繼續推進，其後幾年陸續解決雙軌制和經濟過熱問題，並且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國力基礎。
經過1998年金融風暴和2008年金融海嘯，中國經濟總量仍節節上升，從當時的世界排名第8位升到第2位，從4611億美元上漲到2018年134074億美元，激增29倍，人均GDP也從1989年的310美元增長到超過9000美元，從一個典型的貧窮落後的低收入國家，變成了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並且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和最大貿易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更是蓬勃發展，成為美國之外最主要的產業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中外各界都認同，中國的經濟成就屬「奇蹟」級數，人民生活大幅改善。
正是在經濟飛躍的大背景下，三十年後的新中國青年相比六四前輩，更有自信去成家立室，實現人生理想，並在宏觀條件穩定的情況下，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追求名利地位和優質生活，至少都要當上一個掛名管理層和中產階級。望著可望而暫時不可即的目標，他們願意二三十年如一日，朝九晚九做足六天工作；有的則從吾所好，當「佛系」青年閒時看法國電影、喝英國紅茶、學習日本茶道，放假時當一名寫意驢友，漫步於西藏天然美麗的高原風光。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三十年前廣場上的青年會選擇再次走上街頭，冒生命危險爭取更公平的資源分配，抑或選擇在現代化大都會裡過如下生活呢？他可以成為一名註冊會計歸，安居於城郊的中產社區，隔壁住了中關村科研人員，樓上是一對退休公務員夫婦。他和妻子生下一子一女，每天清晨吃西式早餐和喝星巴克咖啡，然後走進地鐵站或公交站，開始漫長的一天，儘管大部份時間都用於通勤和加班，但一到晚上回家看見老婆和小孩，所有辛勞一掃而空，一家四口臨睡前計劃下星期遊日本賞櫻。
六四死難者仍有待平反
三十年前，經濟問題觸發政治危機；三十年後，經濟發展消融政治爭拗。雖然這一代青年的而且確過著更為優渥的生活，生活和工作選擇也多得多，但不代表在光明大環境下沒有潛藏「經濟民主」訴求，最近的996爭議就是最佳例子。
溫飽無憂的白領階級心中不乏焦慮與恐懼，他們身處科技大轉型時刻，同時面對危險與機遇，既擔心今天的「超額」付出能否換來未來的回報，也不滿以老闆為首的上一代人對這種「擔憂」漠不關心，於是以批評996作為宣洩渠道。或者有見及此，中國政府致力引導高端產業由移動支付和生活平台，轉往人工智能、無人化生產、大數據應用等尖端領域，其間則推行產業政策以確保轉型順利，不至於造成就業和收入震蕩。
另一邊廂，六四年輕人當日「反貪污」、「反官倒」，這股反腐風潮三十年後已席捲中共黨內架構。從2012年開始，中共透過嚴厲反腐和大規模扶貧，嚴厲反對腐敗，慎防資本和權力結合劫持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成果，在資本主導下形成嚴重的貧富分化，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黨性質，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迄今為止，這種危險的傾向已經得到有效遏制，一場潛在的革命或街頭抗議運動，已經被化於無形。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六四後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中國取得成績是巨大的，可是也不能改變六四主體的愛國性質，不能否認學生熱情；對那些受難者家屬和受傷者，應該要賠償，在合適的時候應該給予平反，解開這個死結。對中共來說，要展現自己的政治自信，適時放下這個歷史包袱。更為要者，對中共這個已執政70年的政黨來說，必須要走出國家暴力迷思，學會用現代執政黨的心態，對待正常爭論和利益分配問題，並改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上文節錄自第16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3日）《三十年內地面貌幾番新 青年實現「自我價值」訴求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