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庶民的六四對港台和中共的啟示（上）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過去三十年來，人們對這場運動的定性和反思基本上在沿着兩個維度進行。中共定性的是反革命暴亂、動亂、政治風波，而港台與西方則認為它是一場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運動。這兩種定性針鋒相對，構成一個死結，既造成了當年的悲劇，又在扭曲着六四的本質。
本文試圖還原六四的全貌，發掘其內在的本質，以求超越各方爭論，反思六四。（此為上篇）
兩種截然不同的定義
過去30年，中共對六四的定性從反革命暴亂到動亂，再到政治風波。在處理方式上，儘管經歷了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在某些個案上也進行了修復調整，但對整個事件仍採取消極迴避態度，每年都會照例採取一些收緊措施。
至於港台和西方政治社會，則認為六四是一場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運動，既為這場運動未能達成他們定義的目標耿耿於懷，又對中共採取暴力手段鎮壓了這場運動無法接受。事件雖然已經過去30年時間，這些人還在堅守對六四的認識，依舊揪着六四不放，每年到這個時候就要把它「請」出來懷舊一番，將之作為討伐中共失道和推銷自身價值觀的工具。
這兩種定性和反思其實賦予了這場運動以同樣的性質，當後者以「革命」的姿態、將否定中共政治體制作為這場運動的訴求來定義六四時，對中共這樣性質的執政黨來說，也無怪乎它會以同樣的定性來定義這場運動，並以「反革命」的暴力手段鎮壓了這場運動，而且到今天都不願重評。
這是一個死結，一種共犯結構，當年的悲劇就是在這樣的對峙結構下發生，三十年來雙方也依然深陷其中，從各自的政治需要出發抽取那場運動的某些片段，一直在扭曲着那場運動的本質，就好像百年前的五四，各方都從自己的價值觀或立場入手定性，給歷史符號根據各自的需要或認知塗上了不同顏色，到今天都還在爭論不休。
六四的全貌和本質
毋庸置疑是，六四運動中當然有這種「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成份，有兩種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這從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和一些遊行隊伍當時打出的旗幟標語就能看出，當時那場運動的主要發動和組織者，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後，也都從不諱言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要求。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價值觀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絕非這場抗議的全部，更不是它的主軸。
六四運動主要有三部分構成，首先是以反貪污、反官倒為主要訴求的旨在實現社會公平的學生運動，這是這場運動的起點和主流；因為沒有有效管理這個運動的發酵過程，它將已經在中共黨內一直爭論的路線議題放大，逐步變成自由主義甚至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路線和堅持社會主義發展路線之間的政治衝突；最後是由於缺乏社會治理手段和認識，一些打砸搶事件發生了，讓和平的學生運動添加了一種「動亂」色彩，繼而被一部分當權的保守派利用，繼續激化和平的社會運動將其演變為激烈的政治運動。
如何理解六四事件的這三種構成，已經成為正確認識歷史與今天、反思其歷史意義的關鍵所在。三十年來，中共對六四的定性不斷淡化，據此可以猜想，它已經正確認識到事件的性質，但基於現實政治需要，改變之前的定性需要更適當的環境。而香港或者內地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六四的堅持，顯然既是意識形態，亦是政治需要，其中意識形態可能是主要的。
從這樣的認識去看六四，才能發現那種運動的全貌和本質。它是一場民主運動，但對民主的訴求不止是政治上的要求，還有經濟民主的內涵，主要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
與強調個人自由競爭的經濟自由不同，經濟民主更強調經濟平等，指人們在經濟上擁有更平等的地位，包括對壟斷資本的抑制和社會福利的合理供給等。同時，經濟民主也與政治民主不同，後者強調政治投票權，前者強調經濟平等權。經濟民主一般是對普通平民、對勞工等庶民經濟權利的維護，但在自由主義思潮下，很多人只看到政治民主，忽略了更重要的經濟民主底層。
六四發生的經濟背景，是當時中共中央（主要是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為解決雙軌制進行價格闖關，沒有管理好市場預期，低估了雙軌改革對政治與經濟社會的衝擊，產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1986年至1988年的通貨膨脹週期中，月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自1987年1月超過5%，至1989年2月達到最高值28.4%，前後超過兩年時間。
一方面通貨膨脹不斷惡化，物價不斷上漲，人民反應強烈，大家對經濟社會的未來充滿焦慮；另一方面雙軌制造成的價格嚴重扭曲局面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觀，反而導致權錢交易和「官倒」等腐敗行為橫行，開始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態勢，嚴重地挑戰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令人民非常不滿，從而對中國政治社會的未來走向也產生了嚴重焦慮，這才是六四發生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實行過價格雙軌制，同一種商品有一種計劃經濟指標內的固定價格，另有一種依照市場供需機制自由調節的價格，但導致當時一些官員或其親屬，利用權力獲得計劃經濟指標內的低價重要物資倒賣到市場上賺取價差，即「官倒」。1988年趙紫陽為解決價格雙軌制帶來的問題，嘗試進行價格闖關，短期內提高大部分商品的價格，卻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但在全球自由主義的高潮下，因為和發生在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高度重疊，加上中國國內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毛時代晚年高壓專制與極度貧窮的反思與批判在國內知識界經過長達十年的醞釀達到了高潮，在香港等域外力量以民主自由之名的介入和推波助瀾的包裝下，這場運動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尤其因為這次抗議是由紀念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間接引起，而胡耀邦本身具有非常強烈的批判文革和推進改革色彩，又在1986年因批判自由化不力而下台，所以被不少人錯誤地認為它就是一場要終結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自由主義抗議。
但其實，這場抗議的初衷恰恰是為了往回修復「社會主義」最關鍵的公平價值，儘管有人也打出了指向中共黨內一些政治人物的旗號，要他們下台，但自始至終都沒有人喊出「打倒共產黨」這五個字。
三十年來，因為中共缺乏坦然面對歷史的自信，把與六四的相關研究和討論列為禁區，將對歷史的闡釋權拱手相讓，使西方和自由主義者們壟斷了對六四的解釋，一直在片面主導着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就更為這場運動注入了反共、反體制的元素。事實上，這場運動儘管有自由主義的性格和一些形式，但其本質和主流是為了社會公平正義，是為了中國既不走回毛時代不斷政治鬥爭和絕對貧窮的老路，也不走上蘇聯和東歐的專制道路，是對毛時代晚年錯誤路線和蘇聯原教旨主義激烈社會主義的雙重批判，是追求中國人自己認識的社會主義切實實現的歷史事件。
經濟民生訴求 民主自由之名
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的民主抗議運動其實也有着同樣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和民生上長期欠賬，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無法滿足，和西方社會高度發達的物質生活水平與相對寬鬆的社會管治環境形成強烈反差，再加上執政的共產黨特權橫行，腐敗嚴重，使得人民對國家政治和未來生活的想像破滅而爆發不滿、抗議。蘇聯和東歐倒台，並不是自由主義者高歌的「歷史終結」，它不過是在蘇聯、東歐執政的共產黨自身腐敗和無能罷了。錯誤的認識引申的錯誤改革路線其實讓蘇聯和東歐國家到今天依然無法徹底改變政治經濟的困局。
在中國爆發的運動中，人們為甚麼紀念胡耀邦？除了一些被附加的政治意識形態想象，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們希望他在生前所推動的改革開放不要停滯，希望中國能在走出毛時代的絕對貧困後還能繼續發展，人民生活能繼續改善。坦率地說，庶民層面的經濟民生問題，才是六四爆發的最主要根源。
只可惜，一些知識分子往往容易忽略甚至不屑於經濟民生之於現實政治的基礎作用，總是把一些根源是生活貧窮等經濟民生問題的政治運動冠以民主自由之名。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的政治討論中頗為常見，還不斷阻礙發展中國家改變其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