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謊言與真相　貿易戰博弈中北京「反悔」了嗎？

特朗普政府主動重燃戰火，並聲稱美國的理由是中國存在「反悔」行為，美國媒體更稱「中國想改變與美國貿易協議草案的幾乎所有內容」。但是，中國外交部5月14日反駁稱，是華盛頓方面在談判過程中一再試圖改變談判條件。
雙方隔空指責又不約而同避開協議內容細節的做法，讓外界無法一窺其中真相。中國是否存在「反悔」的可能？其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

美國政府5月10日開始對中國價值2000億元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後，北京時間5月13日晚間，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宣布，對已加征關稅的600億美元清單的部分美國商品，分別加徵25%、20%或10%的關稅。此前加徵5%關稅的稅目商品，將繼續加徵5%關稅。

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在最新一輪談判無果之後，矛盾似乎正在走向升級。主動重燃戰火的特朗普政府稱，美國的理由是中國存在「反悔」行為，美國媒體更稱「中國想改變與美國貿易協議草案的幾乎所有內容」。但是中國外交部5月14日反駁稱，是華盛頓方面在談判過程中一再試圖改變談判條件。雙方隔空指責又不約而同避開協議內容細節的做法，讓外界無法一窺其中真相。中國是否存在「反悔」的可能？其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

從中共的權力架構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國最高決策機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目前是7名，包括海外熟知的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于一身的最高領導人和世人眼裡的「宰相」國務院總理。

這幾位政治局常委享受同等的正國家級待遇，每個人分管不同領域的工作。比如中共十九屆七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管黨務和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王滬寧、作為"黨鞭"的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

長期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常被視為中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中共作為馬列主義政黨，在組織原則上踐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吸取歷史教訓，積極推進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領導制」。

中共集體領導與協商制度 

在此制度下，即便身為最高領導人的中共總書記，也要與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集體協商，在多數同意後共同做出最後決策。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十年，這種狀況表現得尤為明顯，由於其他常委權力日益坐大，中共高層政治形成了所謂 「九龍治水」的分權結構。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當時曾經將此稱之為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由此可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巨大影響力。中共十八大之後，雖然形成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強勢中央，但是集體協商制度並沒有改變。

在如此權力架構之下，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中國國內包含實體經濟和金融在內的國家宏觀經濟決策。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負責整個中國實體經濟的政策傳達和指引，中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簡稱「金穩委」）將統籌金融監管框架改革，協調各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分工與具體的監管工作。

習近平和劉鶴的角色

近期中美貿易戰談判情勢急轉直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5月9日至10日帶隊訪美談判幾乎是無果而終。美國政府不停通過政客或媒體釋放「中國要為談判失敗負責」的輿論，美國的指責依據是「中國在反悔」，不過缺乏基本的事實根據，比如中國反悔了什麼？

看起來唯一貌似有具體指向的路透社稱，中國將美國150頁的協議內容做了大量更改，隨之有港媒言之鑿鑿地報道，中方談判團隊呈交的包含了更多承諾的協議提案被最高層否決，習近平說「我會對所有可能的結果負責」。 因為新提案裡中方的讓步程度不夠，這才導致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

從前文中共的權力架構分析我們可以認為，雖然習近平是中共的領導核心，但是並不可能如外加臆測的那般「權力任性」，僅僅憑借個人喜好去更改所謂中美貿易戰的所謂協議文書內容。其一是因為中共領導層的集體協商制度仍然存在；其二是按照中共一貫擅長的「長線規劃」戰略，中南海高層也不可能如美國所稱的那般「出爾反爾」。當然，博弈與溝通過程中，中美不同意見一定存在。哪怕是兩個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在雙方簽字之前均有權力對文本內容提出修改意見，更何況中美兩個大國這麼復雜的貿易關系？

當然，在中美貿易戰談判的過程中，作為中國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至關重要不必否認。就如劉鶴與美方的多次談判中，如果某次帶有「習近平特使」頭銜赴美就會被認為該次談判至關重要。

因為當劉鶴以「特使」頭銜出席談判，相當於他獲得了授權，所代表的不僅是中國政府，也代表了習近平，甚到可能代表習近平簽署一些檔。從這個角度看，在中美貿易談判拉鋸戰過程中，某種程度上劉鶴只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乃至整個中共決策高層的前臺代表。或也正是如此，所謂中方大量改動文本、習近平要對中美貿易談判失敗負責直說才能得以存在並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