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欽定」多項國家戰略 　透視「藍圖」下改革坐標軸

被喻為中共今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之一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上周一（11月5日）於上海開幕，上海官方媒體報道稱，進博會是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提出、親自部署推動」。近年，三個「親自」往往出現於內地官員和官媒有關各項國家戰略的講話和報道，背後除了反映習近平「欽定」下對各項國家戰略的重視，亦可看到中共領導層如何設計中國改革藍圖。上海官媒對進博會的報道，原話來自7月27日進博會倒數100天之際，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在「衝刺100天，決勝進博會」誓師動員大會上的講話。胡春華是此次進博會籌備委員會負責人，他在動員大會上指「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提出、親自部署推動的」。撰文：張岩

相關措辭外界應該不會感到太陌生，因為就在進博會開幕前不久，習近平親赴珠海主持港珠澳大橋通車儀式時，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也有過一番類似的表態，當時韓正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

如果說十八大後習近平一再強調「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口號，那這些「欽定」的項目就是他「改革藍圖」的重要坐標軸，認清這些「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項目，也就能夠認清習近平和中南海是如何規劃中國未來改革走向。

大灣區、雄安新區均為重點

除進博會和粵港澳大灣區外，被指是習近平「欽定」的中國國家戰略尚有雄安新區、海南自貿區，以及扶貧攻堅戰等。

2017年4月，官媒公布雄安新區成為國家戰略，也被形容是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推動、親自部署的一個歷史性工程」，「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安排」，習近平被指對雄安新區「傾注了大量心血」。剛公布整體規劃方案的海南自貿區，海南官員也稱之為「習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另外，「一帶一路」戰略也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新華社在今年5月的一篇紀念「一帶一路」提出五周年的長篇文章中，亦稱此戰略為習近平「親自謀劃和部署推動」，並稱習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總設計師」。另外，作為習近平主要政績之一的扶貧，也被稱為是其「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督促」。

習近平在進博會開幕禮上高調宣布的長江三角洲一體化計劃，也被指是習近平早前「在浙江、在上海工作時親自部署和推進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據內地媒體披露，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主動接軌上海、對接江蘇，還率先提出建立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定期會晤機制。離開浙江轉赴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時，習近平被指仍「一如既往高度重視」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綜觀種種提法，只是措辭上略有差別，所表達的都是這些國家戰略的極高規格和政治分量。實則，如果外界拋開中共政治語言的限定，中國當前的諸多改革戰略雖然未必用三個「親自」這樣的詞彙來形容，但仍透露出習近平本人操刀的色彩。

「欽定」的政治意味

雄安新區作為拉動中國北方經濟發展的「樞紐」、大灣區重啟中國南部改革開放，南北相得益彰；海南自貿區作為金融領域開放的試點，進博會則是貿易的標桿，虛實相互配合，再加上打通這一切的「一帶一路」規劃……習近平「欽定」背後，是他及這一屆中共領導層對於整個中國改革藍圖的設計。

在中共政治愈來愈強調「定於一尊」、「一錘定音」之時，習近平的「欽定」意味着對中共官員和資源的最大調動，落實這些戰略也成為中共眾多改革事務中的優先選項。故此，「欽定」的事項往往形成強而有力的漩渦，對中共人事和財政產生巨大的虹吸效應。而且，習近平「欽定」的國家戰略，在人事安排上都保持高層級，在中共黨內和國務院均有跨部委的議事協調機構負責專職推動這些戰略落地。

例如此次進博會，中國政府專門設立進博會籌委會，由胡春華任籌委會主任委員，商務部長鍾山、上海市市長應勇等均擔任籌委會委員。中共宣傳部、外交部、公安部、財政部、中央銀行、海關總署等各部委都有副部長級高官擔任籌委會成員。另外，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領導小組、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前三個均由韓正領銜，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則由胡春華擔任。

地方層面，雄安新區所在的河北省設立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由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東峰擔任，省長許勤任第一副組長。雄安新區工作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則作為河北省委、省政府派出機構，託管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區域。粵港澳大灣區亦涉及兩岸三地「一把手」，廣東省委書記李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澳門特首崔世安都是大灣區領導小組成員。

「欽定」也意味着財政上的大手筆。以扶貧為例，2018年，中國安排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高達近1,100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往年增加200億元，自2012年以來，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高於同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至於雄安新區的投資規模，據中國媒體披露，單是今年總投資規模將達3,000億元。其中超過2,300億元集中在鐵路、公路、排水、生態修復、拆遷安置等基建方面；約600億元集中在重大產業項目上，包括建設信息產業園、智能車聯網示範區等。還有約120億元用在公共服務類投資上，主要包括數據平台、學校、醫院等項目的建設。

花費更多的是「一帶一路」，據摩根士丹利估算，未來十年中國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直接投資的年複合增長率將達到13%，總計金額達到1.2萬億美元。這種估算未必準確，但其投資規模無疑極為龐大。2017年5月，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專項貸款，用於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國家開發銀行人士亦預計，未來五年中國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商品總額將超過２萬億美元，投資額將超過1,500億美元。

習近平「欽定」多項國家戰略，似乎是中共當前強調「一把手責任制」的終極表現。習近平在中共一次深化改革的會議上指，黨政主要負責人是抓改革的關鍵，要做到「重要改革親自部署、重大方案親自把關、關鍵環節親自協調、落實情況親自督察」。當然，習近平是中國的「一把手」，由他親自安排推動一些重大事項的改革，確實有利於打破改革所遇到的利益藩籬，將改革推向前進，特別是經歷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端，對於中國的改革來說，確實需要一位有改革魄力的擔當者，來承擔將改革推向前進的艱巨任務。

激發地方潛能成挑戰

不過，凡事均有兩面，從另一角度來說，在中共強調「定於一尊」、「一錘定音」之下，地方層面似乎愈來愈喪失改革的主動性和魄力，愈來愈多官員選擇觀望、等待，等着中央政府給優惠政策、定改革調門。有時這也是地方官員自保之策，因為一個試錯的過程，必須付出代價，如果由自己主導的地方改革出現了失誤，造成別的官員和公眾的不滿，甚至引發治安事件，就有可能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另外，如此大刀闊斧、由上而下的改革，關鍵在於地方層面的落實。而在中共現行的政治高壓之下，地方政府為做給上級看而埋頭苦幹，卻忽略了地方實際情況和程序公義，使得外界難免有運動式改革的觀感。當然，中國政府官員強調以習近平作為改革者親力親為的形象，一方面是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向政治核心表忠。不過有時事情會轉向另一面，反而破壞了最高領導人改革者的形象，或者成為地方改革中出現問題後，地方官員卸責的手段。

有分析指，習近平在兩次視察中，確定北京市作為首都的城市定位，但北京官員去年底執行此理念時，卻接連引起爭議：運動式清理違法建築、為「亮出天際線」而集中清理招牌、驅離「低端人口」等。北京市政府在其後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開篇即指北京市城市定位為習近平親自確定，並曾親自聽取總體規劃彙報，被輿論質疑是推卸責任，拿習近平當擋箭牌。

因此，中共經濟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在強調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同時，亦應考慮向地方政府放權，激發地方政府的改革潛能，把運動式改革扭轉成制度建設，增加體制活力，如此方是中共改革能夠持續下去的方法。否則，單靠一把手「口號式呼喊」和依賴政治高壓強推，難免再現人走茶涼的窘境。

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欽定」多項國家戰略 　透視「藍圖」下改革坐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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