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多維》社論：向前看　别活在「六四」陰影裏

「六四」事件踏入29周年，《多維新聞》發表社論：向前看　别活在「六四」陰影裏。
文章指出中共作為「六四」悲劇直接責任方，應該走出陰影，甩下包袱。既然「六四」是個歷史悲劇，那就應該坦然面對，給世道人心一個交代，並在此基礎上以史為鑒，不讓悲劇重演。
社論亦指出「六四」不應成為親歷者、知識分子群體和海外華人社會心裏的疙瘩和羈絆，並呼籲那些活在過去的人應走出陰影，不要再沉溺於懷舊，而是應超越個人遭遇和意識形態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積極變化。

社論全文：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六四」。身為當年學生領袖、現已淪為海外反共及反體制飄萍的王丹，近日在接受採訪時先是重申「假如當局願意跟我談，我是不會拒絕的，但是要公開談，要有基本的四個前提，那就是平反六四，追究責任，撫恤受難者家屬，允許流亡人士回國」，接著認為「我從來不看好所謂『中國模式』，中國雖然經濟增長，但是考慮到付出的代價之大，考慮到可持續的缺乏，這並不是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最後又再次聲明「如果有機會，我還會再來一次，因為我認為推動中國進步是公民的責任。對於現在的年輕人，我只有一句話：中國不改變，未來受害最大的就是你們自己。 」
另一位當事人、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在發表於《紐約時報》的談話裏稱，當年學生運動被鄧小平利用了，因為鄧小平認定趙紫陽日後會是做他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故決定激化學生矛盾，以處置不力為由將趙紫陽趕下台。所以鮑彤認為「六四」事件實際上是毛澤東借紅衛兵趕劉少奇下台的翻版或者說政變。

顯然，這兩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王丹希望給「六四」一個公道說法，「撫恤受難者家屬，允許流亡人士回國」是應該的，是中共能否坦誠面對歷史、不淪為其所批評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檢驗標准，但他要「追究責任」、並將討還公道說法等同於「平反六四」則有失簡單，妨礙世人對「六四」的理性認知。

「六四」同時包含著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學生反腐反官倒社會運動和社會上小部分人借學生運動而製造的打砸搶事件。第一種是中共黨內不同觀點的政治鬥爭，第二種是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第三種是刑事罪行。對於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自然應該平反，但對於中共黨內不同觀點的政治鬥爭不適合簡單用平反來處理，至於刑事罪行更不屬于平反範疇。既然如此，與其用籠統、有失簡單化的平反來形容給「六四」一個說法，不如說重新評價上述三種不同性質的事件，以示明確切割、區別對待。遺憾的是，王丹等親歷者因為活在當年的陰影裏，加之常年遠離本土又脫離了對中國的客觀認知，才每每籠統而無知地喊出「平反六四」。而且也因為他的脫離現實，使他看不到甚至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以至於脫離了當今絕大多數人的切身體會和普遍認知。

鮑彤的觀點更是深陷當年陰影難以自拔。他居然將「六四」看作毛澤東借紅衛兵趕劉少奇下台的翻版，實在匪夷所思，完全被陰謀論和權力鬥爭所蒙蔽。這也是為何他的觀點難以獲得認同，甚至連王丹都反對他將「六四」歸結為被上層利用的說法。其實鮑彤等老人們並非一開始就是這樣認知，只不過因為常年累月活在中共黨內鬥爭的痛苦記憶裏，導致早年認知被不斷強化和放大，才產生如此令人驚詫的成見。

王丹和鮑彤有關「六四」和中國的認識反映了一些人，習慣於以「六四」為單一窺孔，經年累月地死死揪著這個問題不放，將自由主義民主視為唯一神主牌，對中國和中共的認知越來越與客觀現實脫節，致使受眾越來越稀少，影響力日漸式微。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共歷來在此問題上刻意迴避真相，每年都會在6月4日前後採取收緊措施，嚴厲管控任何有關「六四」的言行。雙方這兩種態度都存在問題，前者沉溺於懷舊，總是活在過去，甚至有時看起來像一個喋喋不休的怨婦，後者回避和壓制真相的行為，非但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反而讓「六四」變成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許多人心中的疙瘩。

雙方都應認識到，作為歷史事件的「六四」必須放在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國家轉型的大背景下來認知。當年之所以釀成「六四」悲劇，正是因為國家轉型出現重大波折。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對中共此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錯誤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特別是十年文革幾乎令人人遭殃，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瀕臨崩潰的邊緣。所以當文革結束、實行改革開放後，全社會旋即掀起對文革全面否定的風潮，並由此延伸出對社會主義和中共繼續執政的懷疑。

在這一點上，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尤為明顯，他們當中一些激進者甚至認為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才是唯一正確道路，力主進行效仿歐美體制的政治改革，並逐漸彙集成一股懷疑和否定中共政權的力量。而這引起了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們的警惕，他們一生堅守社會主義信仰，江山意識強烈，為了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同時鞏固社會主義道統和法統，他們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任總書記胡耀邦正是由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懷疑和否認中共政權的風波並未止息，反而在1989年由於受到蘇東劇變國際浪潮的傳染和國內腐敗、「官倒」問題的刺激，最終以胡耀邦逝世為契機，達到最高潮，釀成「六四」悲劇。

「六四」結束後，「極左」思想一度回潮，改革開放面臨夭折危險。直到1992年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立下定海神針後，中國才從此放下姓資姓社的爭論，進入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階段，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在新生代中共領導層的積極作為下，不僅貪腐得到有效遏制，扶貧等以公平為導向的政策有條不紊地推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正在落實，國家進入了新時代，而且中國在西方孤立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成為全球化的堅定維護者。這一切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遭遇空前危機形成截然反差，不斷挑戰著那些走不出「六四」陰影的人。

縱觀整個過程中可以發現，「六四」是個悲劇，它的發生具有複雜特殊的時代原因，是改革開放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過失，不能簡單歸咎於具體個人，更沒必要死死揪著這個問題不放。所以，「追究責任」怎麼追究？除非腦子生鏽了才會念叨著要去追究。「六四」終究已成為歷史，中國在「六四」後取得巨大成績，中共更是已經重新建立合法性。那些活在過去的人應走出陰影，不要再沉溺於懷舊，而是應超越個人遭遇和意識形態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積極變化。對於他們而言，要成為的是《秋菊打官司》裏堅韌、執著、倔強和現代的秋菊，而非魯迅筆下那個永遠活在痛苦記憶裏、逢人就只知道反復訴說不幸的祥林嫂。

當然，作為「六四」悲劇直接責任方的中共，同樣應該走出陰影，甩下包袱。正如一句箴言所說的「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既然「六四」是個歷史悲劇，那就應該坦然面對，給世道人心一個交代，並在此基礎上以史為鑒，不讓悲劇重演。如果說以前中共不能重新評價「六四」是受限於某些政治現實，或者說注意力集中在發展經濟，那麼今天中共早已在取得巨大經濟成績的同時具備了直面歷史的條件，建立起了政治自信。改革開放和十八大以來的成績牢牢鞏固了中共的合法性，給了它分兩步走至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底氣。在此情況下，中共若能重新評價「六四」，非但不會危及合法性和泯滅鄧小平的偉大貢獻，反而能化去親歷者、知識分子的心頭疙瘩，進而推動社會大和解，非常有助於為十九大確立的宏大施政藍圖凝聚人心。

而從時機來看，中共建黨一百周年是個非常恰當的時候。這是因為：一，習近平已成為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真正「核心」，牢牢掌控著中國政治進程的主導權，具備了打開歷史心結的政治基礎；二，在中共建黨一百年時，需要全面總結反思過去一百年的得與失，而「六四」是個無法回避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共沒必要背著這個包袱再進入第二個一百年。

總之，「六四」不應成為親歷者、知識分子群體和海外華人社會心裏的疙瘩和羈絆，也不應成為中共的魔障，而是應成為當代中國轉型過程中的警醒和教訓，如同對古往今來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那樣，將之作為人們在合適時候紀念歷史和警醒後世之用。唯有這樣，才能讓整個國家共同走出陰影，輕裝上陣，踏踏實實地邁向第二個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