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左派學者司馬南專訪：鄧小平當年具智慧看到長遠和全局

「六四」事件即將踏入29周年，《多維新聞》為此推出系列專訪，邀請當年的學生領袖，參與者、旁觀者等，探討中共始終懼怕面對這段歷史的原因，以及他們如何回首看待這場曾經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左派意見領袖、獨立學者司馬南在專訪中首次透露自己當年在「六四」時的經歷，而對於鄧小平在事件中的功過，他則表示：「鄧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本色，是一位擁有歷史智慧的政治老人，他看到了長遠和全局。」

問：「六四」的時候你在做甚麽？當時有去過天安門廣場嗎？作為當時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在29年後的今天看這場學生運動，有甚麽不一樣的感受？

司馬南：當時我本身為《中國商報》的總編室主任，同時亦是該報的社評主筆。包括關鍵那幾天，當年我幾乎天天都有去天安門廣場。一開始我僅僅是觀察者，後來變成了主動的參與者。在戒嚴的前一天，我的一篇社評發出來了，署名是本報評論員，大標題《黃河長江不會倒流》，副標題《一論消除黨內腐敗現象》。

文章極其口語化，「現在有一幫學生娃上了街，部分市民跟着參與遊行，人們對這個事情看法不一致，有人贊同，有人反對，但無論贊同還是反對者，無論他們的具體說法有何不同，在要求中央消除黨內腐敗現象這一點上，人們是有共識的，它反映了全民的願望共同的心聲。這種強烈的呼喚和期盼，就像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其後再開始論述「官倒」一類的腐敗現象如何不得人心，肯定人民群眾正常的權利訴求，強調於當前的形勢之下，「應該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這個系列社評本來要寫九論的，可惜到第三論還沒發出來，就被強行叫停了。

問：這個事情就不讓說了？

司馬南：不讓說了。因社評的導向錯誤，我被革職，進入停職反省狀態，在地下室停職反省，交代問題，整整三年。 這段歷史，這是第一次公開與媒體講，此前沒講過。很多罵我「五毛」的人，不知道司馬南扮演過這樣的角色，我的個性怎麽可能做「五毛」呢？

其實我1989年的具體錯誤，也沒那麽嚴重，但淹死會水的，打死犟嘴的，在國務院機關系統犯錯人員名單上，我的排名不斷的往前挪，認錯態度不好，可謂死不認錯。 因為心裏不服啊！名曰檢討，實則與人理論，報社開我的幫助會，我長篇大套論證別人錯誤，我的錯誤不斷升級，最後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叫咎由自取。 三年時間停止反省，讀書，思考，寫作，有了受用整個後半生的大收獲，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讀法國大革命以來世界民主運動的歷史，那是帶着問題學，我學得如饑似渴非常認真。

我堅持認為，作為共產黨員，我沒有錯，社評文字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所有錯誤我一個人扛，我沒有舉報過參與策劃社評的上級領導，也沒有出賣與我一起搞「貍貓換太子」把戲的同夥。今天，那些社評的基本觀點也是站的住腳的，是溫和的，善意的，建設性的，我不是處心積慮的破壞份子，而是真心實意希望黨好國家好的補天派。 當時我在所有的文字中，反覆強調「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當然這個說法是趙紫陽提出的，民主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法治就是凡事要有規矩，不能亂來，不能破壞生產生活秩序…… 我不是沒有錯誤，具體錯誤在於已經不讓發社評了，我偷偷地印發報紙……

問：在第幾評之後就不讓寫了？二評和三評都是你偷偷發的？

司馬南：第二評正常發出的，第三評遭遇麻煩，當時報紙在人民日報印刷廠印刷，夜裏加班的時候，偷偷地想蒙混過關，作為總編室主任，我付印時帶隊，要最後「簽大樣」，以示對這期報紙的內容形式負總責……當時我們玩了「調包計」，結果被人民日報印刷廠黨性原則很強的工人師傅舉報了……於是東窗事發，大禍臨頭。被革職後，只發點基本工資，生活遭遇了很大困難。當時我發牢騷：「犯的是政治錯誤，為甚麽要在經濟上懲罰我？」因為手頭緊張，又死要面子，當時我只能一再降低生活標準，甚至晚上去菜攤撿菜葉。

問：現在回過頭來看呢？

司馬南：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傾向於認為當時執政黨正在社會轉型時期，遭遇激烈變局，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其次是群眾當時在歷史轉型時期，面對利益關係重新調整的不均不公，心中憤悶不知如何排解。至於那群伸手獲得權力的人，則利用價格雙軌，倒買倒賣，一夜暴富，拉仇恨成為眾矢之的。 此外，體制內外有能量又手眼通天的人，為獲更大權力，躋身一線演員陣容，結果或成了小醜式拙劣演員，或成了他勢力的工具。

而敵視中國國家制度的力量，當時則利用該事件做了最早的茉莉花路演。還有中央當時出現兩種聲音，高層分裂，導致動亂愈演愈烈，以至於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從更大格局看，中國社會突然間出現了這麽一場風波，老百姓反官倒反腐敗，點着「康華」的名字，點着「趙大軍、趙二軍」的名字，行動正義而純樸，善良而真誠。但他們行使民主權力的過程，被人為添加進了職業攪局者的因素，廣場上捐錢的、捐水的、捐帳篷的、提供諮詢的、提供綠色小道的，還有燒軍車、實施暴力犯罪的，泥沙俱下，五花八門。早年間從事和平演變的所有力量緊急動員，利用境外短波造謠生事，煽風點火，其嘴臉與今天並無二致，那時善良的人們誤以為外媒說的是真話。

無論如何，流血是悲劇。善良呼喚公平正義的民眾積極性遭到打壓，是更大的悲劇。而當時平息事態杜絕流血已難以做到……每一方都成了鐵定意義上的輸家。人們都注意到了，對待這件事，當局口徑上不斷變化，從反革命暴亂，從政治風波，從春夏之交的動亂，再到後來甚麽都不提了。我理解這種提法上的不斷變化，是善意的釋放。

問：很多人在看這場運動時，會歸咎於鄧小平，認為流血本可以避免，槍口不該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但也有人會認為，如果不是鄧小平當機立斷，中國可能就此滑入深淵。

司馬南：鄧小平的「六四」決策被人嚴重妖魔化，作為當事人，回頭再看他在戒嚴部隊上的講話，以及此後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種種論述，我傾向於認為鄧小平的決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正確的決策，如果不是因為鄧小平等政治老人歷史緊要關頭做出那個決策，國運由盛轉衰是輕的，可能轉入長時間動亂，現代化的進程可能被迫打斷，中國或許先於蘇聯紅旗落地，國家徹底陷入無政府狀態，乃至出現分裂。

鄧小平最後祭出殺手鐧，動用軍隊擺平，是不是有點晚了？當然是晚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用鄧小平的話說，兩任總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他們的想法跟鄧不一樣，他們只專注於基本路線的一點，而忽略、漠視，甚至否定另外一點。胡耀邦令大家感佩的諸多優點之外，有政治上糊塗幼稚的一面，而趙紫陽選擇的是背棄基本路線，對鄧的一再叮嚀囑咐採取陰奉陽違的一套。 

中央高層出現嚴重分裂，向社會上傳遞了不同的信號，不僅北京，全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動亂。幸而鄧小平、陳雲、王震、薄一波這批毛主席當年老班底的主要成員尚在，那個久經考驗的中共最高政治領導人朋友圈，形成了最大的政治共識，他們的著眼點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的長遠利益。

行動傷及無辜，一部分人留了血，死人雖遠沒有造謠者說的那麽嚴重，畢竟是一場大家不願意看到的悲劇，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個辦法是一種惡，但是必要的惡。從積極角度看問題，從那之後，中國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騷亂動亂，為甚麽？因為軍隊、國家、執政黨，也包括那些有鬧事念頭鬧事能力的人，各自都接受到了教訓：鬧事的知道軍隊真的會開進來；執政黨意識到，高層不能出現分裂，總書記不能用個人思維，哪怕是新思維替代全黨意志；運動積極分子意識到，以流血的社會衝突來推動社會進步，不管主觀願望如何良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好比種牛痘，種牛痘也會有副作用，紅腫，硬結，潰瘤，結痂，留下永久性圓形疤痕，比之生命大規模雕亡，種牛痘的代價是最小的。

問：其實那些走上廣場的很多學生，願望也是很良善的。

司馬南：是的，絕大多數人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反對那些黨內的特權者腐敗者，其訴求無非是，希望黨像革命戰爭時期一樣，像建國初期一樣，廉潔清正，奉獻犧牲，不搞特權，不搞裙帶，不學國民黨。但這事兒難啊，執政黨也面臨着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新考驗，大權在握，多年和平，市場經濟，房子、票子、妹子撲面而來，要保持戰爭時期那樣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脆弱的人性怎麽能繞過這道坎兒呢？

民主不僅需要制度安排，也要求有民主的訓練、民主的素養。李鵬大會堂見學生代表，央視破天荒直播，多罕見的民主對話啊，然而被慣壞了的「學生領袖」竟然戴着氧氣袋道具，秀起拙劣的小品表演，對國務院總理信口撒謊，充滿敵意，頤指氣使，毫無教養……真叫爛泥扶不上牆。鄧小平後來亦講的明白，「民主是我們的方向，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此後他又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民主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共產黨就是搞民主起家的，焉能不解民主之重要？然而民主除了口號與形式，還有內容，更重要的是結果，民主應當帶來整個社會「普遍的善」和「共同的善」。試想像一下，如果1989年風波不是這樣結束，儘管不是無可挑剔的結束，我民族復興的進程很可能會被打斷，從孫中山開始，無數志士仁人，連同中國共產黨人所作出的巨大奉獻犧牲，千百萬人生命啊，可能會付諸東流。兩害相較取其輕，鄧小平大功於中華民族。那些把「六四」說成是鄧的污點的人，實在是太欠缺歷史的眼光。

問：不管怎樣，也不論這件事情過去多久，中共確實需要給「六四」一個說法，比如賠償、道歉，或者其他方式，至少不能像現在這樣擱置一直着。你剛剛說，可能現在的時機還不到。

司馬南：對，眼下擱置利大於弊。事件距今還是太近，有人情緒尚難平復，如打撈沉船的作業團隊期待着發財機會一樣，職業反共倒算一桿子人另有圖謀，意識形態鬥爭的輿論場當中，尚難以形成共識，眼下勉強作出結論，不如待到大家能夠理性看待這個事件的時侯，再行解釋不遲。

問：其實最近幾年有一些鬆動的跡象，比如說據我們了解中共與「天安門母親」有一些接觸。能否想像這個合適的節點或者契機即將到來。我們其實是冀望於習近平，因為他相較於前幾位領導人人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是最沒有歷史包袱的一個。

司馬南：他個人的確沒有這個歷史包袱，但他必須考慮全黨全民族的利益。習近平關心的三件大事，一叫精準扶貧，二叫環境保護，三叫防範金融風險。我注意到，這麽大的事情，外媒很少有人給予正面關注。個人的悲劇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利用個人悲劇，玩味個人悲劇，挑事生亂的人是可惡的。

問：再過三年，即中共百年。對一個百年大黨來說，可能需要去直面一些歷史，其中就應該包括一些錯誤和教訓。

司馬南：第一，歷史在甚麽時候都應該直面，建黨10年，20年，28年的時候都曾經深入地總結歷史，後來對自己歷史的反思能力漸弱，尤其近40年以來，關於歷史的總結，成就和經驗總結的比較多，錯誤和挫折講的少些，至少公開講的不夠。

第二，「中共百年」這個時間節點，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當然可以，包括史上比較棘手的事情，但也不一定，102年可以，98年也可以。梳理黨史最見成效的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建黨21年開始的，差不多在建黨24年的時候結束的。對時間節點的過分重視，好比小女孩過生日，單等那一天大家來吹蠟燭吃蛋糕，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時間節點沒有那麽重要。 第三，遲滯總結那段歷史，不是怕，不是躲避，而且靜待社會心理脫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歷史公案，並非簡單的是非對錯，時間的沉澱，有利於明白究竟釐清曲直。何時作結，也與所處環境和要完成的任務密切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