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回顧】中國篇：劇烈變化的中國形象
「二十年前，中國救了社會主義；二十年後，輪到中國來就資本主義」。2008年金融危機後，內地互聯網上充斥着這樣的調侃。當時全球經濟一片愁雲慘淡，即使是「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亦遭重挫，中國幾乎成為拉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唯一引擎；配合北京奧運，中國軟實力及國際形象亦在當時達到巔峰。十年過去，首先提出「G2」概念的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四處圍堵；主流西方傳媒對中國的描述亦愈趨負面，中國的「乖孩子」形象一趨不復返了。
「戰略競爭對手」，「經濟與戰略對手」，「麻煩製造者」，「不公平貿易的源頭」。從貿易辦公室、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再到白宮本身，一頂頂新帽子被加諸於中國頭頂。《國防授權法》涉華條款，《台灣旅行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過去數年，中國眼中的「反華法案」一個又一個在國會通過，並最終成案。
中國威脅論達巔峰
美國外交生態中，白宮和行政機關都代表了政治精英的意見；而國會在外交問題上的取態則反映了大部分民意。以人民幣匯率問題為例，國會議員常受選區工業團體遊說，要求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相關建議常被白宮和國務院攔下。國會黨團，尤其是民主黨團亦常要求提升「人權問題」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地位。但在特朗普上台後數年，「國會鷹，政府鴿」局面已不復存在，基辛格等對華友善共和黨人更淡出決策圈。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調查，儘管新疆及西藏分別於08和09年爆發嚴重衝突，2010年時美國人對華持正面印象者佔49%，負面僅佔36%。這一數字隨後數年逐漸倒掛，至中美貿易衝突全面爆發的2019年，對中國有好感的僅佔26%，遠低於反感的60%。施政者面對這樣的民意不得不有所反應。另一方面，當博爾頓、盧比奧等鷹派政治人物上位獲得議題主導權後，亦可藉由媒體力量加深民眾對中國負面認知，中國所謂「大外宣」根本難以抗衡，從而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對華漸轉不友善的螺旋。
而在美國以外的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近年亦成主流。2017年11月，德國《明鏡》雜誌以刊載9頁長封面故事《覺醒的巨人》，並以紅底黃字的「醒來」作為封面，指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正走上百多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擴張主義道路，更用拿破崙經典的「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警告西方。早前10月，法國《世界報》以「中國，強國崛起」為標題撰寫頭版文章，但內文卻突出中國修正主義傾向、人權問題及對「民主世界愈發強烈的威脅」。
不過，西方世界近來對中國印象也非鐵板一塊。以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微軟前執行長比爾蓋茨（Bill Gates）為代表商界人士仍將中國視為國際舞台的正向力量。蓋茨去年9月便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讚「中國在改變自身的同時也在改變世界。尤其在發展農業，和消除疾病和貧困領域，中國經驗尤其值得借鑒」。即使是一貫被中國官方視為「立場偏頗」的CNN，亦於去年發表專題報道，詳盡敘述西非埃塞俄比亞等國，在中國投資和企業進駐後，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質量大幅提升的過程。
西方以外的視角
不少國家對華印象轉差，並非單純好惡轉變，而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2009年，中國經濟體量僅有美國三分之一，仍居於日本之下，僅略高於德、法等歐洲經濟體。當時，所謂「中國威脅論」同19世紀晚期「黃禍論」類似，多為基於種族主義的偏見，倡導者僅限於個別學者及政客。10年過後，周邊國家眼見中國勢力漸增，保持「力量平衡」已不現實。而無論北京如何聲明「不慾稱霸」，深受現實主義理論和本國稱霸全球歷史影響的美國政界也不相信，強大的中國不會試圖取代美國霸權。
然而，所謂「中國印象」也從來不是鐵板一塊。隨着中國經濟水平提高，原本「咬咬牙」才能建設的大型基礎設施出現產能過剩。相比起毛澤東時代「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對外援助，由於中國普遍脫貧進入「小康社會」，亦令北京有機會投放更多資源在「亞非拉國家」，增強國際能見度同時亦規避國內壓力。
在東歐、非洲、及部分同中國並無領土爭議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當地國民對華印象近年提升明顯。在肯尼亞，中國自2014年開始建設的蒙內鐵路連接該國首都內羅畢及最大港口蒙巴薩，地位等同中國之京滬鐵路，將兩地行車時間由24小時縮短至6小時，拉動經濟效應明顯,亦深得當地民眾喜愛。而在柬埔寨、老撾等國，中國影響力則藉私人投資者擴大；在金邊、西哈努克港等柬國大城市，中國投資創造大量工作機會，令當地薪資水平大為提高；儘管當地對中資亦有物價飆漲、民風惡化等批評，但仍難阻柬國人對中國高達85%的一邊倒正評。
在發展中國家援助方面，西方國家常關注糧食、艾滋病等具體問題，單方面施以援助；這樣的做法雖增進西方國際形象，但也令不少國家對援助產生依賴。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獲利頗豐，更被封上「製造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的稱號，但卻在當地建構完整經濟脈絡，促進其經濟和基建水平持續增長。同北京過去十餘年的歷史一樣，當更多發展中國家變得富裕，其發言權亦將等比例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或許可面臨轉機。
對北京而言，塑造對中國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固然重要。尤其在中美結構性矛盾爆發的當下，避免中美關係失控不僅有賴北京克制，亦需要美國民意「拉住」鷹派。另一方面，北京亦需要良好國際形象，令歐洲、日本等國不在中美間選邊站隊。但是，北京亦深知過去十年的「形象下降」只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副產品」；在不少內政問題，尤其涉及主權和發展模式的問題上，北京不可能為輿論而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