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記】專訪《大逃港》作者陳秉安：逃港者用生命見證改革開放

后海灣是逃港者口中的西線，半世紀以前，不計其數的內地人民為逃離飢餓、專制，摸黑踩過蠔田，滿腳是血下水，不惜葬身怒海，也要從社會主義的紅色大地奔向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正如老知青所言，這段過去需要憑證，然而又要怎樣做，才能承載起這段沉重的歷史？
報告文學《大逃港》作者兼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陳秉安簡潔地指出，從前乃至現時的問題，都不是靠堵能解決，唯有正視歷史，接受群眾的教育，才能得知改革開放要如何走下去。

中共建政後，大陸共有四段比較顯著的逃港潮，分別為1950年（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1961至1962年（大飢荒）、1966年至1979（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走進被遺忘的歷史

寶安縣公安局1971年向上級提交了《年終彙報提綱》，當中提到「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這些村莊包括陳秉安1985年11月尋找南宋歷史時所踏足的徑肚村。陳秉安正是如此，從南宋歷史，走進另一段其時發生不到40年的逃港歷史當中。他向筆者表示，逃港事件能在正反兩邊反映出深圳的歷史發展過程、深圳的變化；及後，他更花近半生去調查、研究，成為中港兩地研究逃港史的第一人，揭開了逃港潮的面紗。

1978年至1980年逃港潮末段時期，主政廣東的習仲勛了解並承認，逃港是經濟問題而非敵我矛盾，嚴防死守也解決不了外逃，而這思維的改變，令他成為改革開放主要推手，任內成就了深圳經濟特區。習仲勛在1990年特區成立十周年時接受陳秉安採訪，一針見血點出改革開放前的狀況，「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逃港者是大時代的象徵，他們前半生經歷了中共極左路線帶來的浩劫，後半生譜下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輝煌經濟；逃港潮則是文革等一連串政治動盪的直接後果，亦證明了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時有嚴重的誤判。「逃港不能寫、不能說、不能碰，否則就是抹黑社會主義，被扣政治帽子。（中共認為）社會主義那時候是沒有一點問題的，社會主義是絕對的好的……30年前我要寫大逃港的話也是個反革命」，陳秉安於寓所中向筆者細述中共當年的心態。

逃港歷史被湮沒是官民共業

逃港歷史漸漸被遺忘，無論中共還是逃港者都有責任。《大逃港》中指出，逃港促進了改革開放，深圳以至全中國在40年發展中取得了成果，而陳秉安認為「（中共）保守的人覺得逃港歷史不光彩，覺得應該要歌頌改革開放，就要正能量」，沒有必要再提往事，此外逃港本身也橫跨了所有的政治事件，令這段歷史變得十分敏感，導致逃港事件成為多年不能觸碰的禁區。

「怕又是一個《往事並不如煙》事件」

廣東省檔案館2007年解密了1.2萬多份與逃港潮有關的檔案，無疑加快了《大逃港》成書。陳秉安憶述，他當年做記者的時候，要找出逃港史料或當事人可謂「大海撈針」，偶爾才遇到一兩名逃港回來的人，但他們大多不願意談，而由於逃港專題實在太敏感，當年即使有心做調查，也只能偷偷地做調查，有時更無從入手。所幸《大逃港》初稿2010年獲廣東省宣傳部批准出版，而在嚴密的審查下，初稿刪去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處理逃港事件的內容，解放軍射殺逃港者等內容及章節則獲保留。

成書出版，並不等於真正過了審查關。「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次女、著名作家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名為《最後的貴族》）200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中細述反右運動的人和事，結果同年遭大陸政府查禁，更有指出版社幹部更受到處分，相較之下，《大逃港》則較為幸運。

《大逃港》將一段長年被冷待的歷史，重現人民眼前，迅即引起城中熱議，同時亦引起中宣部注意。陳秉安憶述，「中宣部要我的書去了，那我也緊張了，廣東人民出版社也緊張，他們也怕批，那不得了的，（出版社）領導說不定也要受處分的，又是一個《往事並不如煙》事件」，笑指他與社長當時已做好受處分的準備，讓他至今仍摸不着頭腦的是，中宣部竟稱「那是本好書」。《大逃港》有驚無險地逃出生天，亦象徵着逃港史有可探究的空間。

中共控制政治意識形態的措施時鬆時緊，但歷史話語權始終是最重要的一環，「逃港潮」正好成為政治的風向標。陳秉安提到，《大逃港》問世後，包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各大媒體都播出逃港專題，2014年的大陸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也寫進逃港劇情，唯獨央視紀錄頻道早於2010年所製的專輯至今仍不能播，顯示出中央對此仍持不同意見。

社會主義到底好不好，為什麼說從三八線、柏林圍牆、到深圳河，為什麼總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你有沒有看見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跑？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社會主義有問題嘛。起碼在經濟上是不行的，政治上我暫且不評論，經濟上肯定不行嘛，不行為什麼不讓別人跑呢？從三八線、柏林圍牆、到深圳河，一個一個都是這樣的，這不是偶然吧。　　　　　　　　　　　　　　　　　　　　　　　　　　　　　　　　　　　　　　　　　

逃港是血的教訓　呼籲中共正視歷史

「搞新聞也好，搞寫作也好，它本身就是社會的捍衛者、保衛者，就是說反話的，就是捉蟲子的……說真的，現在一切都要你說好，花開得好，葉子長的好，果實長的大，不讓你們挑蟲子，所以總有一天，會讓這個莊稼死壞的」，陳秉安即使從新聞界退下火線多年，骨子裏還是一個新聞人。他不諱言，在上者的作為，老百姓清楚的很，心如明鏡，而目前的情況也說明，「（中共）不夠大度，不肯正視歷史，歷史還會存在，別人還會說，你（當局）這個幹嘛呢？那不是你小器嗎？」

「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一名寶安縣農民對陳秉安說了這句話。陳秉安亦在書中務實地下了一個結論，逃港潮是1979年改革開放的直接原因之一。1961年，時任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向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要求特殊政策，以遏止逃港風，同年9月25日，對外開放的「三個五」政策出台，這正為大陸對外開放的第一步。

「三個五」政策：每月去港來往不得超過五次；每次每人帶出的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五元，帶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過五市斤或價值不得超過五元。

坊間有種說法，「以前大家肚子餓，人逃過去；現在飽了，思想就想逃過去了」，這清楚地反映出改革開放至此所遇到的瓶頸。陳秉安指出，經濟開放與政治改革，缺一就是個跛子，走不穩，「要是像以前一樣，強制、把守河口不讓跑，就繼續跑，打開了那道門以後，開始會很多人跑，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都不跑了，然而共產黨30年才認識到這一點，死了多少人？血的教訓啊」。

陳秉安從筆者口中得悉逃港知青拜祭活動受阻撓時，直言「感到很吃驚」。他指出拜祭合情合理合法，「（阻撓拜祭）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不承認、否定歷史」。對於這段歷史，他最後亦語重心長地表示，「現在怎麼說穩定，今後歷史還是要做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