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記】專訪老知青洪膺：一個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沒有前途

1949年以後，中共因誤判、冒進及政治鬥爭，為內地民眾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前30年」，臨近香港的廣東因此掀起多段大規模的逃港潮，而最後一段逃港潮的主角則為上山下鄉的一眾知青。逃港知青洪膺接受香港01記者訪問時表示，當年被關進牛棚後，讓他徹底看到早年中共如何剝削人民的自由，上山下鄉的生活亦令到他看不見前景，於是才有了「叛國投敵」的行動。在事過境遷後的40多年，洪膺談起舊事時，態度十分從容，但始於認為「一個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沒有前途」，這亦是作為知青的他，對中共的諍言。

1972年9月，我們三男兩女走惠陽潼湖這條線，走了七日七夜，到達大鵬灣大小梅沙（即今深圳鹽田東北方向的七公里處），快到海邊時，遭民兵追截。同行四人過不了封鎖線，通通被捉，而我則跌落山坑，傷及右腳。當時我並沒有出去投降……

老知青洪膺1943年在廣東佛山三水出生，現齡74歲，中氣十足，相當精神，絲毫不見老態，思路亦很清晰。洪膺5月2日向筆者娓娓道來當年逃港前後的點滴時，仍能詳述當中細節，彷彿一切只是昨日的事。

「當時我選擇再隱藏一天，翌晚趁退潮時，一拐一拐走到海邊，死命地游，累了就伏在吹氣枕頭上休息，大概過了6個小時，終於抵達吉澳（香港東北方的離島）岸邊。當時約為清晨4至5時吧，已見晨曦，獲水警救起，他們還給我飲鮮奶，吃方包。那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方包。」在事過境遷後的40多年，洪膺笑指逃港四次，終於成功，而鮮奶方包更是他人生中最美味的一頓早餐。他當時在水警協助下，通知了其1949年前已移居香港的阿姨，幾日後取得港人身份，正式脫離當時極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知青」泛指有知識的青年或者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多用以形容1950年代至1977年最後一批上山下鄉的中學生。他們大多數人只接受過初中或高中，少數獲得學士或者以上學位。

全國江山一片紅　無遠弗屆的社會主義

洪膺父親早年在黃埔軍校第四分校畢業，當過國軍副營長，惜抗戰勝利後受裁軍波及，一家變為社會貧窮階層。不過，幸與不幸亦只是一線之差，年僅34歲的洪父1951年病逝，洪母為了養活孩子，改嫁廣州普通人家，加上母親家族清貧，洪膺身世得以掩藏，多次避過被亂扣黑五類帽子的危機。

洪膺1961年職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廣州高份子材料老化研究所（現名為廣州合成材料老化研究所）擔任技術員。時至1966年，毛澤東藉着重新評價京劇《海瑞罷官》，其把持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同年5月16日則在黨內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直批「彭羅陸楊」陰謀反黨，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序幕。

9日後的5月25日，北京大學造反派領袖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高校、單位造反派相繼抬頭。洪膺向筆者坦言，他當年也曾夥人貼出大字報批評幹部，但隨即被市委派來領導文革的工作組定性為「反革命小集團」，每天被關起來交代問題，準備進一步批判。

當年政治發展分分秒秒都在變，誰也搞不清楚毛澤東的革命藍圖。毛澤東同年7月18日從武漢回到北京，數日後否定及撤回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向大學、中學派工作組領導文革的決定，使文革變成毛澤東所期待的「由下而上發動的群眾運動」。包括洪膺在內的全國造反派與紅衛兵獲毛澤東背書，四出串聯，以反革命、打倒官僚主義的名義，搗亂破壞、武鬥，甚至到軍營搶槍、肆意殺人，死傷慘重。

所謂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右派，合稱地富反壞右。中共建政初期，只有「地富反壞」四類分子，身為階級敵人，故被列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遭沒收財產、實行管制（思想）改造，人身自由和公民權也被限制。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後，右派也被納入階級敵人之列，「地富反壞右」被合稱黑五類。

洪膺：被扣破壞文化大革命份子帽子　關進牛棚失自由

群眾運動至1968年已到尾聲，全國局勢幾近失控，武鬥日益嚴重，傷亡枕藉，劉少奇也在當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被打倒。毛澤東一聲號令，展開一連串後繼措施為文革煞科，包括對知青影響深遠的上山下鄉運動，以瓦解聚集於城市的巨大群眾力量，造反派也就被打翻在地。

自我解放　上演神州最後一波逃港潮

所謂的「自己解放自己」就是逃港，廣東省知青上山下鄉後，一個個走進大歷史當中，掀起中共建政後最後一波逃港潮。「起錨」則是當時人所共識的逃港代名詞，洪膺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百萬逃港大軍的一員。

洪膺1971年5月首次逃港失敗後，只被關押了一陣子，就被輾轉送回公社。洪膺笑稱，回到大隊，大家都見慣不怪，農民甚至樂見知青逃港，一來不用對分資源，即使知青失敗回來，也可以向他人傳授逃港技巧。在當時的環境，「叛國投敵」的本質是什麼，知青乃至目不識丁的農民其實心照不宣。

1971年9月13日發生林彪事件，洪膺偏偏在同月下旬再度起錨。洪膺早已搭通天地線，計劃先到澳門，再乘船偷渡到香港。他當時與三位朋友到達當時的斗門縣（今劃為珠海市斗門區）時，本可入住朋友家避開當地街道辦及公安的耳目。唯林彪事件發生後，全國瀰漫着防止外逃的肅殺氣氛，斗門縣當時幾乎晚晚查戶口，洪膺一行人只能用假證明住進旅館，但隨後即遭職員舉報，並被關在斗門的收容所一個多月。

值得一提的是，洪膺兩進收容所都遇到陳姓男子阿揚，其妹阿秀當年被分配到惠陽縣潼湖公社，經常為逃港者準備起錨物資。洪膺於1972年4至5月也在阿秀的協助下，與三男一女再起錨，沿山路走了七日七夜到達梅尖（即梅沙尖，大小梅沙附近），黃昏時分藏身山中，但被農民發現及舉報，及後連同洪膺在內的四名男子落網，但同行吳姓女子卻從此在人間消失。

直至1972年，洪膺終於成功逃港，吃了人生最美味的一頓早餐。40多年後，他向筆者細說，當年踏足香港這片土地時，亦深明自己已成為異鄉人，或許再也沒機會回到家鄉，「真的想哭出來」。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逃港知青所謂背負的罪行也由「叛國投敵」改為「非法探親」，逃港知青才陸續回鄉探親，不少人走過羅湖橋時更是戰戰兢兢，深怕「非法探親」又是一次引蛇出洞，當中「子欲養而親不在」的例子也是不計其數。

「一個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沒有前途」

洪膺在香港生活時，經過國民黨在港地下組織入黨，負責情報工作，身份敏感，即使知青改革開放後陸續回鄉，他也不敢貿然回鄉，而是成為美國公民後，才於1998年到侯斯頓中國領事館申請回鄉探親。當時雖獲中方允許經香港進入大陸，但洪膺向筆者表示，「當時我吩咐太太說，如果回鄉探親後失蹤了，你要去美國領事館找人……」，所幸最後順利探望分別了26年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