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他者】外傭出逃棄嬰無助：外勞政策缺失　工人尊嚴何處尋

關注到台灣外勞議題，是因有朋友在fb看到有帖文為棄兒收養機構募集物資，過萬人轉發。了解下去才知，原來這些都是外勞寶寶，外勞在台懷孕卻無力照顧遺下嬰兒，已成為社會問題。眼見後更驚人，這些照顧外勞寶寶的有心人，不少是在NGO接受照料的愛滋病患和感染者。
台灣引進外勞的歷史短於香港，政策也顯落後。台灣法律中，僅僱主方有權終止僱傭，勞工遂將被遣送回國。遇到意外懷孕等突發狀況，不少外勞擔心遭僱主和中介遣返，選擇逃跑成為「黑工」，而往往懷孕媽媽甚至不敢到醫院分娩。
而與此同時，台灣有一群人，看到他們的痛點，在生活、法律、文化等方方面面，嘗試幫這些處在政策視野盲點的外傭和寶寶們找到社會的位置與尊嚴。

印尼寶寶和愛滋棄兒的共融地

2歲的白蘿蔔妹妹眼睛大大，皮膚比一般黃種人略深，乍一看，很難猜出是哪國小孩。和這裡的大多孩子一樣，她不怕陌生人，反而總是主動扯衣角要抱抱。

她和4歲的哥哥都在台北關愛之家出生，媽媽是懷孕後從台灣僱主家逃出的印尼籍看護工Euis Wati，爸爸是台籍地盤工。白蘿蔔是義工們取的名字，蘋果、草莓、happy、lucky……這裡收養了一百多個小孩，起名成了大難題，只得盡量簡單易記。

關愛之家本是收容愛滋病患的NGO。1986年，剛大學畢業不久的楊婕妤不忍看到愛滋好友受排擠，開始埋身照顧。後來又有其他病友前來求助，她不忍拒絕。楊婕妤於是創辦「中途之家」，後改名為「關愛之家」，用開花店所得和熱心人捐助支撐這群人，「從一開始，不拒絕任何一個病人就是關愛的價值」。

機緣巧合，12年後，一名神父將3個被騙來台賣春的柬埔寨女生帶到楊婕妤面前，雖力已難及，楊婕妤仍留下她們。那時，人們談愛滋色變，幾個女生卻主動幫忙照顧病友，求助者變成得力助手，關愛漸漸越發有序，名聲遠播，吸引了更多遇到問題的外勞尋求庇護，尤其是外逃孕母。在這裡，病情得到控制的愛滋病患又可幫手照顧孕婦和嬰兒，關愛漸漸長成愛滋和懷孕外勞的互助共生之地。

不合法的育兒所

坐落在台北文山一隅的關愛之家婦幼部像一個粗放管理的育兒所，叫聲、笑聲、哭聲不絕，走路也要小心避免踩到滿地亂爬的小肉團。如今，這裡照顧着120個印尼看護工在台期間誕下的寶寶。印尼女工多信仰伊斯蘭教，教法嚴禁墮胎，即使家鄉已有家庭，不少人還是選擇生下來。

楊婕妤說，很難數出孤兒的確切數字，因為有的媽媽會回來，有些放下便不再出現。2016年6月，她將8個母親一直未出現的小孩送去社會局，等待被收養。

由於社區的巨大反對聲，這裡竟然還沒有孤兒院牌照，拿不到政府按人頭發放的補貼，亦不能安排收養手續，照顧者也多非專業社工，而以愛滋感染者、患者和出逃外勞為主。在世人眼中，他們或是邊緣，是弱勢，但在這裡，她們被更弱小的生命需要，也因此變得強大。

此前，有網友在臉書貼出寶寶相片，大呼寶寶們可憐，籲外界解囊，過萬人轉發議論。社會局隨即發文，批評關愛不合法運行。但與此同時，移民署又常向這個「非法機構」轉介個案，請她們暫時收留無處可去的外勞和寶寶們。在這個剛被發現不久的社會問題面前，政府似乎還未準備好，「社會問題是一個拼圖，常常會有一小塊拼不起來，我們就是來補這一塊的」楊婕妤說。

外勞的台灣夢

白蘿蔔媽媽Euis Wati、2007年從印尼來台，和許多外勞的故事別無二致，她出身貧寒，父母患病，而相較伏在床邊照顧，她選擇離鄉，以照料老人換取醫藥費，「沒有辦法啊」是她總掛在嘴邊的話。

一晃近10年過去，她已是39歲婦人，兩個孩子的母親，台灣逾5萬逃逸勞工中的一個。她遇過很好的僱主，也遇過讓她每日動輒工作15小時，酒後會動手動腳的僱主，她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最終讓她毅然逃離的原因，是懷孕後的提心吊膽。

外勞寶寶：法律的「透明人」

與香港不同，台灣並非屬地主義，外勞小孩在回國前都處於無國籍狀態，台媒報導者稱他們為「法律上的透明人」。面對兄妹無身份無醫保，而哥哥已近學齡的狀況，白蘿蔔媽媽最終選擇自首，準備在交齊逃逸罰款後回國。目前，她正在關愛等待遣返，靠打掃煮飯賺機票和罰款。她不曾融入過這個社會，但不吝用「安全感」和「快樂」形容這裡，「雖然有愛滋（感染者），但比外面好多了」。

記者和外勞媽媽們聊了聊，她們的國語普遍不太靈光，大多也不掌握英文。從比劃和蹦字的對話中得知，她們有的正待產，有的剛剛生完，也有的小孩已長大，孩子爸爸多是在台的印尼工人。她們的故事各有各曲折，寶寶的出現是改變人生的意外。楊婕妤說，早前，不少外勞害怕暴露，不敢到醫院分娩，在家中難產身亡的狀況時有發生。

台灣外勞近十分一「行蹤不明」

你也許會問，為何台灣有這樣的問題？與港不同的是，近年台灣輸入長期照顧女工的同時，也引進相當數量的製造業和漁業男工。在家眷探親還未開放的當下，一切便也成人之常情。

媽媽們帶孕出逃的背後邏輯也不難理順，雖台灣明文規定外勞入境時無需做妊娠檢查，也沒有法律要求懷孕要回國，但因家庭看護工一直被排斥在在勞動法保障之外，處境實則被動。楊婕妤介紹，不少先例中，僱主和中介會以另外名目遣走懷孕傭工。

台灣勞動局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的侯松延告訴記者，家庭事工之所以被排除在勞動法外，是因與僱主在同一場域中工作生活，關聯太大，如何界定工作時間、形式，至今未取得共識。

在入台前繳交了5000到7000美元中介費的外勞們，在台第一年通常都在還債，經濟狀況困窘，最擔心在勞僱衝突中被僱主遣送回國。於是，在經受剝奪假期、超荷運轉，懷孕，甚至性騷擾時，不少外勞選擇出逃，留在台灣打黑工，變為「行蹤不明外勞」。如今，台灣共有外勞超過62萬，截至去年12月，有超過53000人行蹤不明，其中以越南和印尼籍各佔近一半。

這對僱主而言亦是窘境。fb小組「全台外勞僱主自救會聯盟」發起人劉萱萱告訴記者，有些僱主擔心外勞逃跑，不給放假，有僱主甚至在家中裝攝像頭監視，她相信僱主是因太過不安才用錯方法，「如果外勞逃跑，僱主的代價會很大，會被罰6個月不能請外勞。」

推進變革的「大家長」

除照顧母嬰近10年的關愛之家外，台灣還有多個為外勞提供幫助和庇護的機構，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就是其中一個。

20年來，TIWA創辦者、已56歲的陳素香和一群本地志工們助勞工處理個案申訴、勞資糾紛，進行語言、法律知識培訓，亦希望撬動環環相扣的政府齒輪，推動政策變革。陳素香曾拍攝紀錄片《T婆工廠》，記錄外勞間的同性情感，「這很平常啊，她們就是普通人」，在陳素香看來，外勞的七情六慾和台灣人沒什麼不同，所需的人權保障亦不應低人一等。

2016年夏天，陳素香正推進政府取消外勞三年出國一日規定，激起中介業者強烈反彈。今年6月，民進黨立委林淑芬、吳玉琴上交修法提案，很快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通過。就在即將進入審讀程序時，中介業六大工會聯合施壓，以至林淑芬對外發佈「不自殺聲明」。

陳素香擔心立委們在壓力下放棄，在她多年經歷中，於法律框架內幫勞工進行個案申訴並不難，但想推動對外勞有利的修法就十分不易。僱主、中介方，甚至不少民眾將勞僱關係看作零和遊戲，不肯做一絲鬆動。TIWA曾嘗試寫就法案交予立委，即使得到認同，後期變數也很多，「畢竟中介、僱主有選票，外勞沒有選票啊」，陳素香嘆。 

台灣新南向　外勞就是最好的大使

蔡政府上台後，政府力推新南向，希望發展與東南亞的經貿合作，減少依賴大陸。前媒體人張正長期關注外勞議題，如今在新北經營東南亞主題書店，他相信，只要善待，台灣六十萬外勞就是最好的大使。

張正認為，新南向口號提出多年，雖一直未有太多實際行動，但也引起了各方對這群異鄉人的興趣。他發起的「請帶一本你看不懂的書回台灣」行動曾獲馬英九、蔡英文到店支持，收到大量圖書之後，他和工作人員堅持每周到外勞聚集的台北車站提供免費借書服務；他們亦在書店舉辦的東南亞文化和時政交流，也次次都可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他希望社會更加了解和尊重這個群體，「了解後比較不會歧視」。

而與此同時，陳素香沒有那麼樂觀，她覺得政府更多「只是用東南亞元素宣傳」，令年輕人受異域文化和藝術吸引。她擔心社會因此陷入自我滿足，而「繞過了核心的部分，剝削是血淋淋的事情」。

TIWA協助勞工組建印尼在台勞工聯盟（IPIT）與菲律賓勞工協會（KASAPI），為外勞自主發聲組織。多年來，TIWA走在外勞前面，擔當大家長，但陳素香更希望勞工能團結自立，在政策間推開縫隙。勞動局「1955」24小時勞僱申訴熱線是他們爭取而來，熱線打開了勞工自行申訴維權的大門。但推動十餘年的家庭勞工立法至今未有進展，這個講話堅毅而有信心的女人第一次感嘆「很挫折」。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瑞士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描述西歐外勞狀況的這句話，常被台灣媒體引用。陳素香覺得，時至今日，台灣外勞的生存狀況，仍與可稱之為「人」相差甚遠，手中的工作還遠未到停下的時候。

7月10日，印尼開齋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陳素香、志工們和IPIT成員們一起煮印尼食物，品嚐印尼勞工親手調製的珍珠奶茶，那邊廂，楊婕妤則帶着盛裝的印尼媽媽們在101附近吃台灣麻辣火鍋，一些元素在他們中間有趣地交融着。當這些異鄉人的生命產生連結，他們免不了因為彼此增添麻煩，卻也從此多了許多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