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怎麼看新時代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今年兩會前夕，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不僅相比於往屆三中全會罕見地提前大半年舉行，而且替代和超越了建政以來往屆三中全會討論經濟領域相關議題的角色，主要聚焦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新華社今天（4日）晚上公布日前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決定的全文。
《多維新聞》發表社論闡述如何看待這場新時代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在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決定的全文開篇，明確指出作出這個決定，是為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關於深化機構改革的決策部署。

全文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文中強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兌現五年前政治承諾

五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面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社會發展嚴重不適應的矛盾，以及政治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習近平提出了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豐富了「現代化」內涵，將毛澤東時代提出、鄧小平時代初步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擴展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層面。如今在經過五年的認真准備後，「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如期出台，五年前的政治承諾正式兌現。

黨和國家機構設置是一個政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最重要構成部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主要抓手，直接關系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成效和國家未來走向，並且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治理需要與政治文化。從歷史脈絡來審視，這次改革也是中國執政者因應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承接毛、鄧時代的基礎，在新時代交出的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答卷。

中國自秦朝以來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歷史，雖然這套體制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特征契合於古代農業社會，但封建專制長期阻滯社會進步，在近代更是釀成整個國家落後挨打的恥辱。後來隨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封建專制成為歷史，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藥方在與其它救亡圖存和國家建設方案長期博弈後勝出。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毛澤東逐漸建立起黨和國家的基本框架，以適應於當時剛執政的社會管制和建設需要，以及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需要。但因為這套框架受制於特殊的時代環境，不光治理體系過於集中，奉行計劃經濟，而且深受極左和階級鬥爭思想困擾。文革時期，毛澤東又親手打碎黨和國家官僚體系，訴諸於狂熱的群眾運動，支持「黨委鬧革命」、「紅衛兵奪權」等亂象，造成了國家治理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也瀕臨解體崩潰。

朱鎔基主導重建財政結構

直到文革結束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開始著力進行黨和國家機構的重建。他不僅恢復了文革期間大量陷入癱瘓的黨和國家機構的正常運轉，而且精簡和改革了黨和國家機構的人員設置，在完善民主集中制、黨政職能分工和領導人交接班問題上皆有重要探索，以適應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方針。

這期間尤其值得注意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當屬大部制改革和朱镕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和稅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數次機構改革中一個非常突出的方向，旨在解決國家機構和人員冗餘臃腫、互相扯皮和效率低下的弊病，其結果是透過6輪改革，讓國務院組成部門從1982年的100個逐漸精簡為現今的狀態，提高了行政效率。朱镕基則將鄧時代前期的摸索制度化，初步創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同樣由朱镕基主導的稅制改革則是通過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稅收，等於在經濟上重建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結構，既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地方政府積極性，又在政治之外強化了中央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鞏固了中央集權。但自朱镕基之後，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都缺乏有魄力之舉，政治改革更是成為話語禁區。

在政治主導極強的中國，政治改革的止步不前，使得黨和國家機構設置與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變化嚴重不適應，不僅造成其它改革無法推展，還導致社會認知和價值觀出現混亂。

過去多年，一方面，現行黨和國家機構設置依然過於冗餘臃腫，不同部門的職能還是存在諸多重疊、矛盾之處，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和能力不足的弊端仍未完全克服；另一方面，現行黨和國家機構的權力因為缺乏被有效監督，法治化程度有限，不僅導致腐敗蔓延，而且人治官僚文化盛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因此而嚴重與人民的需求不符。凡此種種，都與改革開放四十年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長的高效、現代化和法治訴求相背離。

國家治理現代化破治亂循環

習近平上任後開始改變這種現象。他先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一攬子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並以「第五個現代化」為總目標，接著又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改革司法體系，後來又進行監察體制改革。在去年秋的十九大上，他再次為「第五個現代化」背書，提出「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和「賦予省級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權，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政機關探索合並設立或合署辦公」。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之為了適應十九大確立的新時代國家轉型需要，習近平於兩會前夕提前召開十九屆三中全會，意在及早推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這既是對五年前政治承諾的兌現，為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又是為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制度支撐。盡管最終能否達成目標尚有待歷史檢驗，但放在近代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探索的脈絡來看，這不失為一次破解治亂循環的制度探索。

從世界脈絡來審視，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也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治理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嘗試。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風靡世界，一家獨大，甚至成為許多人眼裡的普世價值。在他們看來，包括中國模式在內的任何西方之外的國家治理模式，遲早會崩潰，並慢慢變得與西方大同小異。

然而過去多年以來，特別是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治理模式不但產生各類嚴峻治理難題，內部危機不斷，而且在推廣自身模式過程中更是釀成大量國家治理失敗案例，所演繹出來的顏色革命，已經在西亞、北非、東歐等釀成了嚴重的政治衝突和人道災難。

拓寬人類社會國家治理模式

而與此同時，歷來堅稱「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不被西方社會看好的中國模式卻持續創造出經濟發展奇跡，只不過受限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人治和專制短板，以及在國際輿論場話語權的缺失，才讓西方社會在漸喪失經濟優越感的同時，還能在政治及意識形態層面尚算體面。

現如今以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拉開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為序幕，新時代的中國已經開始啃最難啃的政治改革骨頭，此役倘若有所突破，必然會豐富和拓寬人類社會國家治理模式。因此，此次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僅具有國內政治改革的意義，更具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和不同於西方國家治理模式探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