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公投門檻大降　對台灣是福是禍？

公投缺少「慎思明辨」的過程

又如一年多前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近期的庫爾德、加泰獨立公投，同樣充滿非理性。英國脫歐公投所引起的嚴重負面後果，不單延續至今，而且當時就有幾百萬英國人請願重新投票，甚至很多投贊成票的英國人都已追悔莫及。庫爾德、加泰獨立公投則受限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到頭來仍不免空歡喜一場，陷入騎虎難下的尷尬境地。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公投及直接民主固然看上去具有政治美感，但訴諸實踐，立馬就會暴露嚴重問題。從當年雅典蘇格拉底被處死的悲劇，再到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無不說明直接民主的危害。究其原因，是由於作為直接民主立論基礎的理性人選民往往並不理性，不但容易被各種非理性因素干擾，而且他們對極其複雜、專業的政治缺乏系統認識。故在公投民主下容易被激進的情緒化語言所綁架，將政治決策簡單化約為贊成或反對的「二擇一」決策方式，使公共政策的制定缺少應有的「慎思明辨」過程，造成決策結果難言理性，甚至還可能釀成多數人暴政。

這也是為何隨著近代民主運動興起後，西方社會普遍將代議制而非公投作為民主的主要形式。在代議制民主下，大眾的民意授權是政府合法性來源，政治精英則扮演治理的主要角色。這本來是一項政治平衡，既避免非民主體制下政治人物走向極端，從而釀成暴政的風險，又制衡民意的盲目和躁動，避免滑向民粹的深淵。換言之，現代民主政治應是大眾和精英之間的平衡，內含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精髓。

公投門檻大降勢必加劇社會對立與撕裂

正是因為這樣，台灣不少政治人物視為效仿對象的西方社會，其實普遍對公投持有警惕，對於公投發起的條件、適用議題、使用頻率方面都受到嚴格的限制，極少情況下才使用公投這種表決方式。比如因公投民主聞名世界的瑞士，其全國性公投門檻比較高，必須同時滿足選舉人過半和贊成過半才算通過；又如美國、德國、荷蘭並無全國性公投，比利時和英國的公投只是諮詢性質，不具備法律效力。

事實上，比之歐美，台灣的公民文化還遠未發展成熟。不少台灣選民也不問是非，不管政黨的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只關心哪個黨派、哪個總統候選人，敵我涇渭分明。好像契合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所有利益就可以得到滿足、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似的。利益與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結果就是公共利益被淡化，公共理性被忽視。

眾所周知，公民政治成熟水平直接決定該社會的政治發展。既然一年多前連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的脫歐公投都暴露出嚴重問題，當時許多參與投票的公民根本不理解脫歐之於英國的意義，何況公民文化更不成熟的台灣？可以預料，因為公投門檻降低後台灣民眾對政府稍有不滿即可訴諸公投，未來極可能出現「民眾踴躍提案，公務機關疲於應付」的窘況。不少人預測，當下民進黨政府力推「一例一休」修法，很可能新的「勞基法」上路不久，相關團體便遞交公投提案，如此政策反復，無疑會消耗龐大的社會成本，若群起效优，其負面衝擊難以想像。尤其考慮到台灣社會內部有著族群、省籍、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過度強調公民投票或全民公決，勢必加劇社會的對立與撕裂。

曾不止一次說過「台灣憲政體制羈絆」的蔡英文政府，本來應該反思和改進現有憲政體制的缺陷，認真吸取公投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前車之鑑，但遺憾的是，她和她的同事們還是陷入公投迷思，被意識形態束縛，重蹈世界歷史已有的教訓，台灣的未來恐更難言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