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首推解放思想大討論　既帶動想像也限制想像

中國經濟面對的內憂外患讓社會情緒陷入低谷，這個背景下湖南提出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製造了想像空間。

中共湖南省委一則關於在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的通知，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引發議論。

解放思想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有特殊的意涵。中共在1978年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並在同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因為這段歷史，湖南的解放思想動員令一公布，就吸引了不少眼球。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過去也多次提到解放思想，單是從去年5月至12月，他就在考察雄安新區、江西和廣西時三次強調要解放思想。不過，一個省份系統性地部署工作，開展為期近兩個月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是近年來較罕見的。

內地媒體《頂端新聞》引述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解讀，當下中國各地都需要一場思想解放，「湖南實際上是打響了第一槍」。

但有觀察指出，湖南發出這份通知後，央媒沒有跟進為此造勢，其他省份暫時也沒有類似動作；以此判斷，這可能只是湖南省的一場活動，而非中央發出的號召。

輿論對湖南解放思想大討論的關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四個字承載著成功的歷史經驗，在中國社會也有相當大的感召力。當內地社會面臨一些嚴峻挑戰，又沒有明確的方案讓人們有信心突破困境時，社會往往會以歷史為參照，寄望於一場新的思想解放，能給各種難題帶來答案。

眼下的中國正處於這樣的境況。在經歷三年嚴格的疫情防控後，中國經濟並未在去年解封後迎來各界期待的強勁反彈，各項宏觀資料都顯示，經濟復蘇的道路格外艱難。房地產市場不景氣、股市低迷、地方債務擴大、消費需求不足、民營企業信心低落等問題，過去半年多一直困擾中國。

複雜的外部環境也加劇中國面對的困局。美國在高科技上圍堵中國，透過友岸外包等舉措推進脫鉤斷鏈；地緣風險下，外商離不開中國的認知被改寫，去年外國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增幅，跌至199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準。

中國經濟面對的內憂外患，讓社會情緒陷入低谷，焦慮、不滿、尋求改變的呼聲多了起來。這個背景下，湖南突然提出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製造了一些想像空間。

不過，湖南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提出的目標和任務，都不同於40多年前的那場解放思想。從湖南省委發出的通知看，這次討論更多是著眼於糾正官員的思想觀念偏差，加強幹部的作風建設。

文件圍繞整頓官場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提出了「十個扭轉」，例如扭轉簡單以GDP增長論英雄的速度情結，扭轉一門心思在資料上「想辦法」「造業績」的造假衝動，扭轉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唯上」思維，扭轉決策「亂畫餅」、落實「翻燒餅」的折騰做法，扭轉「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的「躺平」思想等等。

這些都是中國官場極為普遍又長期存在的頑疾，也亟待透過推動優化制度來解決。但湖南的這場大討論，更像是借解放思想這個工具，整頓幹部隊伍、淨化官場生態，更簡單地說，就是要引導官員做合格的幹部。這場討論的核心並不涉及方向性問題，這與40多年前破除整個社會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改變中共政治和思想路線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不是一回事。

有人猜測，湖南這次喊出「解放思想」的口號得到了高層授權或默許，不排除官方要在當下社會信心低迷之際，透過這樣的動作營造適當鬆動的氛圍，化解社會中彌漫的沮喪情緒。

但從這兩天中國內外輿論的反應看，湖南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引起了關注，卻不足以激起太大波瀾或共振。這顯示各界對湖南的動員令，作出了「此解放思想非彼解放思想」的研判。而這種研判的背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中共黨代會、十九大、二十大定下的方向還是必須「統一」的，絕不屬於湖南這次號召解放的範疇。

湖南的動員令發出後，互聯網上流傳一張照片，一面牆上噴上了「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的白底紅字標語，這相信也是湖南動員令的要義。解放思想得破除束縛和枷鎖，需要適度寬鬆的社會和輿論氛圍，預設了前提和邊界的解放思想並非沒意義，但它的功能會集中於改善技術性問題、行政問題、具體方法問題。何況，湖南省委的通知也設定了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的期限：2月上旬啟動後，到3月下旬就基本結束。

因此，在當前的環境下，「解放思想」四個字再有感召力，它能發揮的影響力也難以與40多年前相提並論。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