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吹奏思想解放大討論　解全國性官場頑疾難樂觀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症，僅靠一場大討論恐怕很難解決，還要靠制度的不斷變革與完善。

龍年春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中共湖南省委就發出《關於在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的通知》，要求全省幹部根本扭轉簡單以GDP增長論英雄的速度情結，扭轉不顧風險亂舉債、盲目跟風上項目、好大喜功鋪攤子的路徑依賴，扭轉「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唯上」思維，扭轉決策「亂畫餅」、落實「翻燒餅」的折騰做法，扭轉「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的「躺平」思想，扭轉一門心思在資料上「想辦法」「造業績」的造假衝動等等。

按照《通知》安排，大討論主要集中在縣處級以上單位開展，大討論活動自2024年2月上旬啟動，3月下旬基本結束。

至於湖南為什麼要在官員中開展一場思想解放大討論活動，《通知》稱，湖南當前正處於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關鍵階段，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需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大膽創新，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需要以思想破冰引領改革突圍。

湖南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難免讓人想起1978年中國那場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6年10月，時任中共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抓捕了「文革」幹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即俗稱的「四人幫」，禍亂10年的「文革」宣告結束，但「文革」路線並未受到清算，對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仍十分盛行。1977年2月，主流官媒《人民日報》等發表社論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維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實際上仍在堅持「文革」路線，這自然引起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抵制。鄧小平1977年復出後，開始在各種場合表達對「兩個凡是」的不滿。

1978年5月，在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轉發了這篇文章。文章說，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從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文章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在此後半年多時間裡，各省市大員和軍隊高級將領紛紛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央和各地報刊也發表了有關真理標準的大量文章，真理標準大討論實際變成了一場政治站隊表態，鄧小平等元老派完勝「兩個凡是」派。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來，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標誌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

不難看出，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中共解放思想，破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糾正「左」傾路線的一場重大政治行動，為中共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迎來改革開放新時代奠定了基礎。

此後，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成為中共政治語境中的熱詞。每逢重要會議或重大變革當口，官方都會祭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這一法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接掌最高權力以來，也多次強調解放思想。

如今，中共湖南省委再次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的活動，自然招來輿論熱議。有人分析，中國正面臨外部遭受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內部發展動力不足的嚴峻局面，湖南解放思想大討論之風有可能吹向全國，引發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

從湖南解放思想大討論要解決的問題看，比如不顧風險亂舉債、好大喜功鋪攤子，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資料造假等等現象，絕非湖南獨有，而具有全國普遍性。

但問題是，當年真理標準大討論要解決的是國家整體路線、方針、政策，與這些大是大非的方向性問題相比，好大喜功、資料造假、躺平不作為等等屬於官場多年來的頑疾，這些官場上的陳年陋習能否透過一場解放思想大討論來解決？答案恐怕並不樂觀。

同時，從中國其他省市春節後的動向看，湖南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也不像是在為各省市做試點。比如，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2月18日也召開全省大會，但主題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品質發展」。

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大會上說，召開全省高品質發展大會，就是要不斷夯實實體經濟為本、製造業當家的根基，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

與此同時，中央官媒也沒有高調宣傳湖南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可見，湖南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可能只是湖南省領導的決策，未必會推向全國。

事實上，作為政治口號，解放思想在什麼時候提倡都不過時。眼下，備受關注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仍未有召開的跡象，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之際，輿論希望官方能像當年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繼續解放思想，進一步釋放中國發展活力，當然合情合理。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症，僅靠一場大討論恐怕很難解決，還要靠制度的不斷變革與完善。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