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港府可通過有風向意義的個案消除疑慮

2024年1月25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立法會談到《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時表示，希望市民在網絡留意到抹黑或惡意攻擊的訊息時通知政府，政府會針對社交媒體成立「反駁隊」，說明事實真相，他有信心在大家的共識共同意願下，儘快完成23條立法，讓長期困擾的問題上寫上完滿句號，之後就拼經濟、拼發展。

從當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扭轉香港政治秩序與格局的經驗來看，香港是要盡快補上國安短板，儘早輕裝上陣拼經濟拼發展。香港不應長時間被國安問題困擾，而是要踏踏實實去解決困擾市民多年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下大力氣去推動更多港人人心回歸。不過，正因這樣，面對反覆拉鋸多年的23條立法，港府要努力做好解釋工作，設法消除市民和西方社會的疑慮，從而為下一階段工作創造良好環境。

正如2020年北京制定港區國安法一樣，23條立法難以避免會引起一些人的疑慮。香港和內地在近現代歷史中有着不同的遭遇，形成不同的政治體系和文化觀念，不少港人對國家安全問題缺乏體認。為何董建華時期的23條立法工作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眾的疑慮非但未被港府有效化解，反而被反對派不斷放大。

儘管落實23條立法是香港社會應盡的憲制責任，但如果港府不能有效消除外界的疑慮，便容易引起一些人反對。在近幾年來中美博弈面向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美國部分政治人物勢必會因23條立法而向香港施加壓力。2023年11月，當李家超提出2024年內完成23條立法不久後，便有數名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香港製裁法》草案。當時這被李家超批為「一場誹謗運動、一場攻擊中國及特區的政治運動」。

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圍大變，如無意外，23條立法大概率能順利完成。然而，考慮到外界有不少人對23條立法存在疑慮和中美博弈面向的凸顯，港府不能大意，不能不吸取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時溝通失敗的教訓。

李家超說「解說專隊」會重點向地區、商界和國際社會進行解說，這是很有必要的。香港是東西方交匯的大都市，是內地和西方社會的重要聯繫渠道，在中國對外開放的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難以替代的獨特意義。這意味着23條立法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同時兼顧北京的國家安全關切與港人、西方社會的合理聲音。畢竟，23條立法是為了填補國家安全漏洞，應該以香港能輕裝上陣和持久繁榮為目標。

那怎樣有效消除外界的疑慮呢？除了立法過程要審慎理性，要考慮「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特殊性，積極建立社會共識，以及港府要強化溝通解釋工作之外，一個可供參考的經驗是商鞅變法時的徙木立信故事。當年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欲進行變法，為了取信於民，讓民眾相信政府的誠意，商鞅特意策劃具有風向標意義的徙木立信故事。同樣道理，當港府推動23條立法時不妨通盤考慮，看是否可通過幾件具有風向意義的個案來展現23條立法與保護港人自由、人權並行不悖的態度。因為有時候相比於官方的宣傳與解釋，具體的個案能讓市民有更切實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