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中線」區隔兩岸敵我　也可以是跨越政治的想像︱專家有話說

【編按】「海峽中線」一直是兩岸關係糾纏的議題之一，作為美國主導的國共內戰副產品，北京始終否認「中線」的存在，而台北則以此為安全保障、敵我壁壘的界線。直到2022年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譯裴洛西）訪台，解放軍「圍台」軍演，實質打破了「海峽中線」，令台海情勢進入新一階段。台灣大學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梅家玲，近日出版新書《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從兩岸文學史的角度指出，「海峽中線」雖是兩岸形成隔絕的藩籬，但也可而此思考超越政治、跨越中線的文學之路。本文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為《文學的海峽中線》所撰寫的推薦序，突顯了「海峽中線」分隔又連接兩端的文學隱喻，為台灣面對台海危機賦予了重新想像與判斷的無限可能。

「海峽中線」是台灣海峽中的一條無形界線，東北─西南走向，長度約500公里。中線的設定始於1954年台灣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方為控制國共對峙局面，要求國軍必須在台灣「海峽中線」以東活動，自此台灣空軍即以「海峽中線」規劃防空識別區。

中共政權既然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自然不承認中線存在。然而在冷戰格局中，這條中線卻發揮相當作用。兩岸1950、60年代屢有軍事衝突，之後緊張局勢趨緩，不跨越中線成為雙方默契。20世紀末以來台灣政局變換，中線問題又成焦點。2022年夏天台灣與美國互動關係熱絡，8月初解放軍圍繞台灣軍事演習，越過中線，至今已成為常態。

文學與海峽中線有什麼關係？這條在地圖上由北緯27度、東經122度延伸至北緯23度、東經118度的虛擬直線，是由美軍勢力主導，以軍事制約為前提的「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線」，中共稱之為「偽命題」。然而不論是虛擬、假想，或是偽命題，中線的確在歷史時刻中發揮作用，維持海峽兩岸起碼的和平。

假作真時真亦假，道是有時恰似無。海峽中線不像東西柏林森嚴血腥的圍牆，也不像南朝鮮危機四伏的38度線。在波瀾洶湧的水道中，它間接靠航海與衛星儀器確定方位。中線是一個象徵符號，甚至隱喻，演繹20世紀中期一段波詭雲譎的政治敘事。中線雖為虛構，但落實其「存在」的軍事角力和外交運作卻無時或已。跨越與否的凶險和結果成為不斷揣測、協商的前提。在想像與實存、修辭與政治、拓撲與疆域間，海峽中線既劃分又連接兩端，出虛入實──就是一種「文學」。

另一方面，文學領域是否也有一道海峽中線呢？這是梅家玲教授新書《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的重點。1949年後現代中國文學一分為二，各自形成論述。早在1920年代共產黨已經發展文學的革命功能，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高舉工農兵大旗，強調文學為意識形態服務。革命成功後，毛對文學的操弄變本加厲，各種清算運動每每從文學開始，可見一斑。

相形之下，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搖擺得多，早期一面認同五四新文藝啟蒙，一面自許為正統傳人，一面嚮往蘇聯式文藝機器，企圖控制「上層建築」。國民黨政權來台後痛定思痛，認定五四新文學為動搖國本的亂源之一，因此多所壓制，同時在「大中國」前提下，對本土文學傳統視若無睹。反共抗俄成為文學使命。

然而有心之士，不論本地文人或新近渡海而來者，堅持以文字銘刻所思所聞，居然創造出奇花異果。1960年代之交現代主義、鄉土文學興起，各自將台灣文學導向不同方位。80年代末以來台灣本土意識崛起。台灣文學又經歷一次洗禮，如何與中國區隔成為又一代學者文人念茲在茲的課題。

據此，兩岸文學可謂涇渭分明。跨越中線與否彷彿看不見的攻防，戰爭與和平，民主與極權，故土與離散，正統與嬗變這些命題都將遭受考驗。然而兩者論述其實暗通款曲，都是以國家主義綁定文學敘事，而國家文學又是19世紀西方國族主義論述透過日本轉口中國的舶來品。換個角度思考，兩岸對文學與個人、社會、國家所做的有機連鎖，何嘗不正是傳統文學思想的影響？從「文章經國之大業」到「興、觀、群、怨」，老中國「文」與「政」的糾纏歷久而彌新。

梅家玲教授的《文學的海峽中線》以20世紀中期以降為背景，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在台灣靈根自植的一頁。她不僅視海峽中線為軍事座標，標明世紀中期兩岸分立的事實，也視其為一種感覺結構，投射國家危機或轉機的臨界點。值得深思的是，梅教授的研究點出「文學的海峽中線」其實變動不居。因應時代政治氛圍，它可以是反共的，也可以是反中的；可以是延續古典、一以貫之的，也可以是落地生根、自成一統的；可以是寫實主義的，也可以是現代主義的，可以是歷史的先入為主，也可以是歷史的後見之明。

這引入此書的另一個重點。既然文學的海峽中線未必總一清二楚；文學生產與詮釋也未必總如應斯響。台灣鄉土文學標榜的模擬式寫實難道沒有大陸鄉土文學的影子？現代主義到底是去政治化還是再政治化的美學實驗？反共文學的八股何以與共產文學八股似曾相識？文學史是文學對國族歷史的複寫，是文學脱離或陷入「國家」束縛的記錄，還是作家各行其是的見證？

本書透過文學史書寫、國、語、文辯證，國文教科書編纂、文學期刊的推出，還有大學（尤其是文學系所）作為教育機構，對以上各種觀察做出回應。全書共分為六章，首先以20世紀中期兩位文學學者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點出「中國文學」到台灣的微妙變遷。黃得時（1909-1999）成長於殖民時期的台灣，大學期間即展現文學熱忱，積極投入各式文藝活動，1943年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為日後《台灣文學史》書寫首開其端。黃所論述的「台灣文學」以明清之際沈光文渡海來台，成立「東吟詩社」推廣文運為起點，不僅將此後宦遊來台的清代文人之作納入文學史，更認為「康熙雍正時代的儒學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場」。

正當黃得時等在地知識分子自覺醖釀台灣文史脈絡的同時，一輩大陸文人學者渡海而來，臺靜農、許壽裳、魏建功、夏濟安、英千里、殷海光等都先後參與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過程。其中臺靜農（1902-1990）的案例尤其特殊。臺早年廁身左翼運動，與魯迅來往；抗戰後因緣際會來台，任台大中文系主任長達20年。由於國共局勢使然，他對早年經歷諱莫如深。但所著《中國文學史》卻透露曲折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其人心事。

梅教授提醒讀者，黃得時、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一方面各有所本，一方面也分享當時流傳的泰納（Hippolyte Taine）文學史觀。泰納以「種族、環境、時代」作為衡量文學、歷史、國家聯動關係的方法，在在顯示19世紀歐洲實證主義的知識結構；文學成為現實的簡單反映。黃、臺雖然承襲此說，卻各有修訂。黃對台灣歷史記憶頻頻致意，臺則對中國文學的形式與寄託別有領悟。他們懷抱的「史識」與「詩心」畢竟註記了個人的塊壘。

其次，梅教授將重點轉向文學知識生產的場域，檢視文學如何透過「國語」和「國文」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一如「國家文學史」，「國語」與「國文」也是經由日本輸入晚清，進而落實為各級學校的文化實踐。兩者都脱胎於19世紀國族主義「言文合一」運動。據此，白話被視為純潔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國家精神；文言則被視為傳統圖騰，裝點封建菁英的教養和趣味。這一「言文合一」的訴求又被左翼運動放大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器。其極致處，1930年瞿秋白（1899-1935）等人甚至提倡漢字拉丁化運動，徹底廢除中文。

誠如梅家玲指出，「語」與「文」是相對概念，二者的辯證交融，原是持續發生的自然現象。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方言雜陳，原無統一的「標準語」。反倒是自秦漢以來即已統一的「文」，不僅成為境內交流溝通的重要憑藉，甚至遠播東亞，形成「漢字文化圈」。唯「文」須經學習而得之，僅能流通於士人階層，一般庶民難以親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後，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訂定「國語」，以利全民溝通，更企圖普及教育，進一步打造「國文」，形塑全民「共同體」。如此一來，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成為「『國』文」的過程中，平添爭議。

不少台灣學者倡導台灣話與台灣文的獨立性，卻不自覺地發揚五四時代由胡適、陳獨秀等所推動的白話運動。他們的言文合一理想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繼承而非拒絕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傳統。更反諷的是，推動台語拉丁化的學者同時與帝國殖民及列寧左翼語言策略形成應對，彷彿經由文字語言的統一操作，擺脱雜質，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機制。近年的文白之爭仍然延續此一辯論，梅教授的研究因此特別值得玩味。

梅家玲的國語文探源學也為當下（台灣）大學國文課的存廢之爭提供又一省思角度。如果國文攸關國家想像共同體的建立，提議廢除者必須捫心自問，他們是期待將語文教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脱鈎，解放文學的多義性；或是改頭換面，將國語文教學置於另一套國家民族主義的框架，繼續國／文的正當性；或是僅僅現學現賣，追求語文的實用性？

梅家玲的回應之道是重建歷史脈絡，審視1940年代以來郭紹虞、魏建功、朱自清、楊振聲等學者在不同語境所編纂的國文教材。文言還是白話？實用還是修養？認同還是反認同？這些辯論非自今始，唯有明白了「國文」本身的前世今生，繼之而起的辯論才能切中要害。「國文」課程、內容和教學法當然有與時俱進的必要，如果僅操弄國／文轉型正義，不過將時鐘撥回到百年前的「文學革命」時刻，將原本千絲萬縷的「傳統」簡化為鐵板一塊。至於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在AI時代不是有點落伍了？

以上話題引領我們進入本書第二部分。梅家玲以三章篇幅分別討論1950年代迄今三本（台灣）學院派文學雜誌：《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文學雜誌》由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等人主編，上承抗戰前朱光潛等京派文人主編的《文學雜誌》精神，標榜文學的自由主義，創作、翻譯、評論並重，尤其呼應英美新批評主義，強調文字、形式所承載的審美表現和倫理意涵。這和50年代的宣傳文學不啻背道而馳，以此夏濟安等人以曲折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信念。《現代文學》創刊於1960年，顧名思義，不但着眼「現代」的歷史現場感，更鼓吹「現代主義」的前衛風格甚至意識形態。這本期刊以其糅合東西的想像和突破現狀創作力，成為台灣文學傳奇。《中外文學》則由台大外文系主編，自1971年創刊至今從不間斷。不論早期的論述、創作齊頭並進，或之後對各種文學文化專題的介紹，無不引起學界注意，尤其在比較文學的介紹以及「台灣文學」的思辨，可謂開風氣之先。

上述三本文學雜誌相互銜接，承先啟後的意義不在話下。梅家玲也以之作為驗證她對文學史、國文與國語、文學與教育等議題的實例。20世紀中期歷史轉折時刻，黃得時、臺靜農各自為古典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寫下他們的見證，從而為台灣的中文文學教育拉開序幕，那是古典與現代，此岸與彼岸的嘗試性接觸。1940、50年代的「國文」、「國語」運動，不論其霸權邏輯如何運作，畢竟培養一個世代的青年學子掌握漢語文字語言，進而表述立場，創作文學。《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不僅提供創作翻譯平台，更彰顯一項事實：只要文網言禁稍有空隙，文學立刻展現自為自主的力量，或創新語言形式，或試探理念欲望，迂迴、衝撞權力當局設下的尺度——或曰中線——內外，凸顯禁忌，甚至突破禁忌。

20世紀中期的台灣文學與教育制度在國家權力的監管下運作，絕非理想。弔詭的是，當權者的文工機器畢竟不夠精密，因此給予台灣文學意外的空間。相對共和國滴水不漏的文學生態，台灣在反共文學之外兀自發展出不同聲音。1954年美國在台灣海峽設下中線時，毛澤東正磨刀霍霍指向胡風──中共最重要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家。早在前一年，由上海到台灣的詩人紀弦（1913-2013）創辦《現代詩》，掀起新詩革命，為台灣的現代主義拉開序幕。當文化大革命斲喪所有文學自由時，台灣的《現代文學》、《中外文學》正欣欣向榮。

1980年代以來台灣主體正名呼聲此起彼落，文學率先推波助瀾，功不可沒。一頁頁的中國蜕變為台灣文學的歷程，正是文學的海峽中線「這一邊」的故事。文學與國家的關係既然若即若離，我們無從預測未來台灣文學的「代表性」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文學作為文化建構，必須給予想像力與創作力的極大空間。這樣的多元想像力是立場，也是能力──台灣回擊中國大陸文學政治的最佳利器。

《文學的海峽中線》思考台灣光復以來從「中國化」到「本土化」的過程，但拒絕給予簡單的線性答案。如前所述，所謂海峽中線起自軍事部署，但更可以是關於作為政治的「文學」隱喻。藉此，梅家玲教授關心的不只是中線如何分隔敵我的方式，而是中線如何導致──甚至投射──逾越與跨越的威脅，以及種種協商。在這層意義上，文學想像其實是政治判斷，面對危機，賦予無限可能。

這就不能不讓我們思考本書另一潛在命題，那就是文學作為「渡」的能量。近年台灣文化論述標榜海洋想像，但舉目所見，無非是根深柢固的本土糾結。海洋所承諾的深邃、流動、神秘變化似乎都平面化、一體化、座標化了。就着梅教授對海峽中線的叩問，我們或可提議，漢語傳統的台灣文學始於先民渡海而來的離散或移民經驗：隨機應變的「過渡」，無可不可的「讓渡」，意料之內或之外的「偷渡」，鋌而走險的「強渡」；還有最耐人尋味的，文字、語言與書寫形式你來我往的「擺渡」……。

現當代中國或台灣文學何去何從？選項之一，用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的話說，文學「視一切事務為語境選擇的產物而非由內在性質的決定，將客體溶解為功能，將本質揭示為注意力暫時的焦點，將認識理解為如何成功地使信念和欲望之網以更貼合，更優雅的式樣組織起來。」這才是海洋而非陸地的想像。無形的中線下，那洶湧的波濤與暗潮永遠指向流變。或許「渡」的想像可以成為梅教授另一項有關文學、歷史與修辭政治的研究計劃。

梅家玲教授以研究六朝文學起家，之後轉治現代文學而見重兩岸。兩者乍看似無關聯，但何嘗沒有對應之處？魏晉六朝將近400年，是中國歷史的大分裂時代。南北之間以長江為「中線」，各自發展獨特傳統。南朝文章綺麗多姿，日後被視為古典審美意識和人文精神崛起的關鍵——而那是晉室「南渡」後、與在地風土所融合的成就。千百年後，有多少人記得南北朝政治的殘暴混亂？歷史的分合從不稍息，唯有文學渡過，也渡引，亂世，成為一代又一代興歎的焦點，記憶的結晶。梅教授費時十年，研究當代文學「中線」何在，回看來時之路，能不發思古之幽情？是為序。

本文經時報出版公司授權轉載，原題為《「海峽中線」，就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