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剎海市》到《大夢》：一觸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實向虛」

繼刀郎的《羅剎海市》之後，又一首歌《大夢》引發公眾情感的共鳴，在過去幾天被持續傳播與討論。

《大夢》是由瓦依那樂隊和任素汐在《樂隊的夏天3》節目中合唱的一首歌曲。瓦依那樂隊由路民、岜農、十八3人組成。1979年出生的岜農，是瓦依那樂隊主創兼主唱；九零後的路民常年在工地當瓦工，偶爾去街頭賣唱。八零後的十八一邊在老家種地，一邊在桂林當流浪歌手。任素汐是演員兼歌手，曾出演《驢得水》、《無名之輩》等電影。

不同於《羅剎海市》的晦澀隱喻，《大夢》的歌詞簡單樸素，用近八分鐘的時間，唱盡了一個普通人從六歲到八十八歲的一生。也因為這樣，所以不同年齡段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比如歌詞寫道，「我已十八歲，沒考上大學，是應該繼續，還是打工去，該怎麼辦？來到了深圳，轉悠了些日子，沒找到工作，錢花得差不多，該怎麼辦？」「我已二十八，處了個對象……沒正式工作，要不要房子，要不要孩子，要怎麼辦？」「我已三十八，孩子很聽話，想給他多陪伴，但必須加班，該怎麼辦？柴米和油鹽，學校和醫院，我轉個不停，賺不到更多錢，該怎麼辦？」「我已七十八，突然間倒下，躺在病牀上，時間變很漫長，該怎麼辦？」

貫穿歌曲始終的那句「怎麼辦」，無疑是最能觸及人們脆弱情感的追問。因為「怎麼辦」的背後，既充滿了個體面對各種遭遇時的無奈與彷徨，傷感與孤立無援，也表達着人們對整個時代的不解與追問。「我們這是怎麼了」、「我們該怎麼辦」，這是疫情期間很多人的叩問，也延續到今天成為很多人心頭的疑惑。正如《大夢》唱的，「太多的錯誤，總在重複」。而當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成了一座山，面對總在重複的錯誤，從「該怎麼辦」的孤立無援走向「大夢一場」的虛無自然順理成章。

走向虛無，這也是《羅剎海市》與《大夢》的共通之處。《羅剎海市》中的「羅剎國」，本就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存在，在這個虛無的國度，以醜為美、顛倒黑白，便增加了一層荒誕感。《羅剎海市》的最後一句歌詞唱道，「西邊的歐鋼有老闆，生兒維特根斯坦」、「那馬戶又鳥，是我們人類根本的問題。」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本身就是虛構的，並沒有與事實精確對應的語言，尤其當語言與知識、利益、權威等關聯起來之後，就會演變成一種話語權，不再有日常生活現實的泥濘感。所以「那馬戶又鳥」雖然是我們人類根本的問題，但從源頭上看，也註定是虛無一場。

再看《大夢》，雖然前半段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但最後也不可避免走向了虛無，因為對於心靈無法安頓、不斷掙扎中的個體來說，除了走向虛無別無他途。雖然歌曲在最後試圖留下一個略帶光明的尾巴——「我看到花兒在綻放，我聽到鳥兒在歌唱，我看到人們匆匆忙忙」，但當面對最終的死亡，面對「如果生命只是大夢一場，你會在怎麼辦」的叩問，也只能放下，否則「怎圓滿」？又或者，圓滿本身也是一種想象，不圓滿才是常態。

「舊聞評論」在《任素汐《大夢》：不為喚醒，把玩彷徨》中這樣寫道，「它們（《羅剎海市》和《大夢》）的社會反響比流行更加深刻，但比異見又更顯柔弱，卻總能一擊而中瀰漫的社會情緒。與其說是歌曲啟發了眾人，不如說是公眾情緒隨時被起爆。《大夢》是個人寫實與寫意的混合，《羅剎海市》則是社會隱喻和反諷的集成，一個向內彷徨，一個對外詛咒。兩首歌的不同面向，或許很好地說明了時代中人的嘴臉，總是不調和，反證不舒坦，卻也沒出路，只配得上偶爾喚醒，反覆沉淪。」「『該怎麼辦』，為什麼由一首歌扛起社會情緒的所有？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這恐怕是無解局面下的側寫。」

「法治不立，各圖僥倖；秩序紊亂，群情不安。」這是梁漱溟在一篇對比中國和西方在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能力、法治精神方面不同的文章中，曾提出的16字箴言，放在今天絲毫不過時。也因為「秩序紊亂」、「群情不安」，所以從《羅剎海市》到《大夢》，一觸即燃的公共情感很容易便「脱實向虛」，雖然表面上人們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面前變得更加現實主義，但內心深處卻是虛無主義的蔓延，這好比一處庇護所，既能階段性地安頓心靈，也用來放下所執。就像曹雪芹一樣，給《紅樓夢》設置了一個「太虛幻境」的故事框架，表面上是說天上之境，實際隱射人間之境，它暗示人們，你爭我奪的現實世界也是太虛幻境，並非實在。本是一種幻境，人們卻殫精竭慮地爭個身心俱碎，這便是荒誕。所謂荒誕，正是以幻相為實相的顛倒夢想。但這何嘗不是另一場「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