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無法超美國成最大經濟體」？ 如何看「中國增長奇蹟終結」
不久前，中國公布了一份並不理想的2023年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很快《外交事務》刊文：《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Hitting China』s Wall）。 「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成了熱議的話題。
《華爾街日報》亦報道稱，過去40多年中國籍基礎建設帶動經濟模式成功帶來高增長，如今因地方債台高築、企業頻爆雷與消費不振，經濟飛升期恐結束，中國可能步入成長放緩的新紀元，而非短期的經濟不振。報道更稱，若這種經濟成長率，中國將難以達成「經濟規模到2035年結束時翻倍」的目標，不但難以從中等收入新興市場晉身為發達市場，中國恐永遠無法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當前中國經濟的困境
不可否認，中國放開疫情管控後，不僅沒有出現持續強勁的經濟復蘇，反而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產下滑勢頭加劇、青年失業率飆升和消費支出乏力等多重挑戰。習近平7月24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作出戰略判斷：「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後，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本次復蘇周期比預想的更複雜、曲折和艱難。
這一次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首先，剛剛經歷了三年特殊時間，疤痕效應的影響可能會存在很長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人們會本能的降低預期，減少投資和消費，增加額外的儲蓄以應對類似疫情期間的不時之需。如果能理解當年自然災害時期的人們為何如此節約食物，就能理解經歷過三年疫情後的人們為何如此節約金錢，增大儲蓄。
其次，次貸危機後歷次作為經濟復蘇奇兵的房地產，在本輪經濟復蘇中不僅沒有貢獻正向拉動作用，反而成為了經濟復蘇的拖累。而且，穩定房地產的政策也實施了快兩年了，但是並沒有出現顯著的效果。到現在，除了下游銷售端有略微的改善外，整個上游投資端依然是在上年大幅下滑的基礎上繼續大幅下滑。
此外，在經濟面臨諸多挑戰的情況下，高層依然堅持所謂的高質量發展，沒有採取強有力的刺激政策，戰略定力超乎想像。高質量發展的堅持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去房地產化，不想再繼續依賴房地產作為救兵；二是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堅持自主可控，減少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過度依賴；三是對地方債務的治理，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忍耐，任憑一些局部地區出現暴雷違約和現金流斷裂，依然堅持「誰家的孩子誰抱走」，以杜絕過去一直存在的財政道德頑疾。這意味著，本輪復蘇周期，經濟不僅承受前所未有的周期性下滑壓力，還要疊加承擔高質量轉型的成本和代價。壓力就可想而知。
除了傳統經濟學中上述影響因素的疊加，這次還有信心和預期呈現出長期的製度性低迷和不穩定。這是傳統經濟學通常都不會計算的部分。事實上，很多人對未來產生迷茫和焦慮，「潤」成為一種流行詞語和流行行動；企業家對行業政策產生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因為一紙發文就可能消除一個行業——疫情後有大量教培、地產、金融等行業的人轉行做餐飲，就是因為餐飲業的政策敏感度較低；地方政府在財政赤字和審計監察壓力下，似乎失去了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幹勁，加上預算和薪酬降低，現在這些繁忙的公務工作都出現了懈怠的情況，可持續性肯定不足……這在以前是沒有遇到過的。
總之，本輪復蘇不會像此前歷次那樣，主要依靠債務、投資和房地產，客觀環境也已經基本不允許了。
不是某一個國家獨有的問題
那麼，中國經濟如今出現這麼多不同狀況，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終結」？在探討這個話題之前，恐怕要先搞清楚中國經濟今天所處的階段。
早在中共十八的時候中央就提出「優化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從那個時候開始，認識中國經濟形勢，就必需要意思到，從「增量發展」轉向「存量發展」是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的前提。中國確實已經走完了積累原始資本的「大投資時代」，而當前處於如何向存量資本要紅利的「運維時代」。
過去的大投資時代，在轟轟烈烈的增量加持下，負債很容易形成資產。而在存量運維時代，當槓桿去化、貨幣減速、需求收縮的時候，資產一轉眼就成了負債。此時感覺好像四處都缺錢，賺錢也愈來愈難。一切從俯仰皆是的普遍機會，轉變為特殊時代的特殊機會。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退潮。
大投資時代的落幕也意味著普惠式的機會窗口關閉，繼商品賣方市場結束後，傳統資產賣方市場也行將結束，包括房地產和股票。無數個圍繞著高速增量模式生存的「食利階層」將難以維繫。最近幾年，公共服務部門、金融、醫療等行業的反腐，反映的並不僅僅是國家意志，而是社會大多數人的訴求。
這並不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終結」，而是一個很自然的周期現象。中國俗話說，「沒有不散的宴席」。關鍵是，山珍海味觥籌交錯的盛宴結束之後，人們能否以平常心態安靜的回到生活日常——從轟轟烈烈的大投資時代走向平靜的高質量發展時代。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必需要調整心態適應這個漫長的新常態。
也必需要認識到，在不同時代，微觀主體的行為模式是不一樣的：
在大投資時代，政府面臨的是如何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如何通過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的模式快速推進城市化。以土地財政為原始積累的資金來源，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市長們像擴大公司規模一樣「攤大餅」式的擴建一個城市。時至今日，中國的硬件基礎設施已無與倫比，現代城市鱗次櫛比，城市群、都市圈、經濟帶簇擁成群。今天，市長的任務已經不再是建設、投資城市，而是運營、維護城市。
在大投資時代，企業面臨的是如何快速的擴大規模搶佔市場，如何利用中國勞動力和環境要素成本低的紅利窗口吃到第一桶金。尤其是，利用中國資本市場前註冊制時代資本成本低的時機（IPO成倍溢價，定增和減持非常容易），抓緊擴大資產負債表。在2021年中概股被整治以前，中國的上市公司可能是全球獲得資本溢價最高的公司，畢竟一個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大國經濟誰會不看好？而今天，企業的機會相對來說是少了，規模反而成了負擔。
同樣，在大投資時代，居民雖然還沒有像樣的資產組合，收入還是以工資性收入為主，還是現金流量表時代，但是誰都知道，攢錢買房是保值增值和獲取新的社會身份的不二途徑。在這個時代，以工資收入儲蓄流量通過按揭這一槓桿工具獲取住房資本成為一種社會集體投資行為，甚至是成為一種文化。新中國建立以來，居民第一次開始有了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以及財產性收入。但是，今天當房地產發生劇烈調整的時候，居民的資產負債表破損，成為吸食儲蓄和抑制消費的黑洞。
於是，將資本支出投資的朱格拉周期與建築投資的庫茨涅茲周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貨幣化、城市化運動。大投資當然不是大躍進，但由於特殊的窗口周期和地方經濟發展競爭，其中當然有不少步子過快、用力過猛的問題。在以政府為主導而市場化比較薄弱的領域，出現了更加短促的周期波動，比如投資過剩、債務過重等。
當中國用40多年時間走完其它國家上百年進程，這往往意味著很多問題來不及消化，基本的結構來不及再平衡，主要的矛盾和風險來不及調整和緩釋。當一切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以特殊的形式爆發出來。這個是已經走過這一歷程的發達經濟體一再證明的事實。而且，這些發達經濟體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經濟和金融危機，而是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
沾沾自喜的西方工業國家最風光是在20世紀上半葉，但卻是以「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這樣的極限悲劇落幕。如今同樣面臨歷史窗口的中國該如何選擇？中共中央做的選擇是——中國式現代化。這被定為市所有政策邏輯的基本前提。
中國式現代化，在技術路線面臨的一個難點是，如何讓一個高速飛行了40年的增量經濟體實現「軟着陸」。 「軟着陸」，真正的意涵是，不能發生髮達經濟體已經走過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道危機的悲劇。這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比如，日本在大投資時代落幕的時刻發生了房地產危機，之後是三十多年的大衰退。美國大投資時代落幕，更是發生接二連三的危機，從大滯脹，到網路泡沫破滅到次貸危機。
然而，美國的所謂「韌性」在於其全球化增量擴張能力，無論是跨國公司、國際金融資本、美元，還是技術標準和話語權，都可以繼續維繫增量的大投資時代，只不過投資形式從產業資本投資轉向了金融資本投資。同樣，當它發生巨大危機的時候，也可以向全球分散以降低危機的烈度。次貸危機之後，其實就是美元救了美國。可以說：美國在金融大投資時代落幕之際，通過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形式，重新殺出了一條增量擴張的血路。
但這個模式其它國家很難復制，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它可以在全世界形成購買力和資產。越是經濟政治動蕩的時間，美元的貨幣需求越是旺盛。而且放眼可見的未來，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還會存續下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雖然「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天下苦秦久矣。
如果說，西方商業資本靠戰爭殖民維繫增量時代，產業資本靠跨國公司的設立維繫增量時代，那麼金融資本的擴張形式和做法則更加靈活、方便和隱秘——跨境證券投資的基礎設施愈來愈完善，交易和交割都是在一瞬之間。但被華爾街少數精英控制的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擴張，並不會像產業資本那樣惠及絕大多數的普通大眾，這導緻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分化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風險愈來愈高——從2009年「佔領華爾街」到2020年「佔領國會山」，美國金融資本一派繁榮的背後其實一直不平靜。
由此可見，即使發達如美國，一旦大投資的車輪慢下來無法繼續通過增量擴張實現社會有效分配，也會發生巨大的危機。好在，美國發現了央行資產負債表與金融資本的秘密，尤其是疫情期間直接給個人發錢，緩釋了由於金融資本收益分配極化導致的社會危機。
可見，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從增量範式轉向存量範式的時候，都要經歷一個動蕩的宏觀時間。這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獨有的問題。
此時，對國家經濟的治理能力是一個極限的考驗。如何理解現代經濟及其內生的不穩定性，是治理機制和體系建立的前提。內生的不穩定性往往意味著發展和風險並存，要發展必須容忍一定的風險。治理的目標是動態的，要靠發展覆蓋和消化掉風險，依靠市場化體制機制提升群體風險的免疫力，而不是完全的期望風險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