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對考編考公熱潮的當頭一棒

錢穆是現代中國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他在20世紀激進反傳統的浪潮下對中國文化懷有温情和敬意，一生為故國招魂，成為讀書人的典範。1949年他來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化。新亞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始書院。

近來重讀錢穆的名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其中不少觀點至今仍有啟發意義。這裏不妨引述錢穆對於政治臃腫病的反思。因為當下中國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尤其是隨着近年來考編、考公的流行，不能不令人擔憂千軍萬馬去擠政治這架獨木橋。

在傳統中國，做官是讀書人最好的出路，多數讀書人在多數時候都把做官視為最高的職業追求。這既是因為傳統中國的等級秩序（官員屬於統治階層），又是因為被壓抑的工商業難以給讀書人提供體面的容身之處。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一線希望，多數讀書人（除去少數清高之人、隱士）都會竭盡所能「集中到政治一途」，只不過因為政府職位終究有限，能成功入仕的人只佔讀書人群體中的一部分。

當傳統中國的讀書人都在拼命擠進官場，至少會帶來兩個顯而易見的影響。一是傳統中國的政治帶有濃厚的士人色彩。這既可能意味着官場充斥不少紙上談兵、缺乏實幹能力的書生、學究，又意味着讀書人會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帶進官場。二是傳統中國的政治將難以擺脱臃腫病的困擾，妨礙社會活力與創造力。正如錢穆所言：「全國知識分子，終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插，只有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唐代前後三百年，因政權之開放，參加考試者愈來愈多，於是政府中遂設有員外官，有候補官，所謂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這是政權開放中的大流弊……可說自兩漢以來，早已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獎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時又壓抑工商資本……於是知識分子競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腫病。讀書人成為政治脂肪。」

對於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來說，不論政府還是社會，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用武之地，政治人才和學術人才、經濟人才有不同的要求。如果人才都以做官為最好出路，那必然造成人才錯配、人才浪費，妨礙政治之外經濟社會領域的發展。考慮到政治從來不是憑空而生，而是以經濟社會各領域的發展為基礎，故如果經濟社會領域的發展不盡人意，最終必然會在政治領域形成傳導效應。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點。改革開放之初，比如90年代，伴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把體制內的工作視作唯一出路，大量的人放棄體制內的工作，選擇去廣闊的市場中闖蕩，產生了影響一時的下海潮現象。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國經濟創造了持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奇蹟，數億人擺脱貧困，過上了殷實、現代、便利的現代生活。但近年來，伴隨着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考編、考公成為熱潮，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把一份穩定的體制內工作視為最佳出路。儘管這背後是一種避險心理，並不妨礙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人願意在市場浪潮中闖蕩，但社會心態相比於改革開放之初的變化，還是值得當下中國的重視。

自古以來，活力、創造力都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源泉，年輕人擇業時的心態尤為重要。政府體系當然是能容納許多人就業，但容納能力畢竟有限。政府同樣是需要源源不斷的人才，但需要人才的地方遠不止政府。只有各行各業都有源源不斷的人才，各個領域都有合適的工作崗位，人們不必「集中到政治一途」，年輕人有拼搏的熱情和廣闊空間，一個社會才能持續健康發展，政府治理才能長治久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年輕人心態已經發生轉變，考編、考公熱潮日益流行的當下中國社會，錢穆對於「知識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的反思不啻為當頭一棒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