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民營企業躺平了，如何重新激活他們的活力？︱專家有話說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發布，圍繞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等方面提出31條政策措施。
如何真正有效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如何重新激活中國民營企業的活力？如何從中國傳統經濟學中尋找解決到解決今日中國經濟問題的藥方？鄭永年老師從八個方面提供了思路與辦法。
今天我想嘗試把中國傳統經濟學和中國式現代化結合起來，講一些我的看法。
為什麼這麼說？今天我們的經濟面臨很嚴峻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這些經濟問題。那麼，問題是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這涉及中國經濟學問題。今天中國有沒有自己的經濟學？總體上說，我們依然沒有中國經濟學，我們所有的都是西方經濟學；即使有一點，也是非常稀薄的，不厚。
2021年底，國家對民營企業的三個大本營進行了整頓，即教育培訓、互聯網和房地產。這個整頓當然非常重要，從長遠來說，整頓是為了給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礎。但是因為整頓的方式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用行政方式、運動方式來整頓，迄今，民營企業還是萎靡不振，無論是長三角地區的，還是珠三角地區的，很多民營企業家處於一種「躺平」狀態。
那麼，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呢？解決問題就需要思想。
較之西方經濟學，中國傳統經濟理論有很多內容是非常好的。這裏想講一點，比起西方經濟學，它更強調均衡、平準、輕重。以《管子》到《鹽鐵論》，再到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江澤民的《論十二大關係》，然後到今天習近平所強調的「五位一體」（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所有這些論述裏面，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均衡、要平準、要輕重。近代人非常有意思，有時他們把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翻譯成「輕重經濟學」。這個翻譯很有意思。
那麼，如果按輕重和平準的概念，如何來判斷和解決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呢？這裏，我想簡單地提幾條，供大家參考：
第一，最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中性。無論是輕重經濟學還是平準經濟學，核心的一點就是政府的中性政策。這對把中庸視為核心價值的中國文化來說非常重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法家傾向於強調國家壟斷，認為私人壟斷是有毒害性的；儒家剛好相反，反對國家壟斷，認為國家壟斷具有毒害性。
在實際操作層面，或者說在經濟實踐層面，我們是把儒家和法家結合起來的，人們用比較中立和公正的方法來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而不會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來看待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這一點上，傳統比我們現在還進步，因為我們現在有些人用帶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眼光來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傳統經濟學強調的是均衡，在分工的基礎上，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是不是在均衡發展。這一點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均衡發展。
第二，調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結構。為什麼現在的民營企業會「躺平」？今天國家的信貸很寬鬆，一些大型民營企業本身也還有資金，但是民營企業還是存在「躺平」現象。一些人認為這種現象與2021年的整頓有關係。雖然與2021年的整頓有關係，但主要還是因為民營企業缺少空間，解決不了「做什麼」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和國有企業佔據了太多的經濟空間有關。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空間結構需要調整。
中國經過20世紀90年代江澤民和朱鎔基時期的改革之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結構。在當時的改革中把大量的無效率和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民營化以後，民營企業得到了很快的發展。之後大家經常說的「國進民退」問題就是在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以後出現的，因為之前並不存在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民營企業。但近年來人們所說的「國進民退」現象，從央企來說基本沒有問題，因為央企的數量並不多，而且都在對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領城，主要問題在於地方政府這些年發展了太多的地方國有企業，佔據了太多的經濟空間，並且效率非常低，甚至沒有效率。對這部分國有企業今天要進行進一步的政革，比較有效的方式就是類似20世紀90年代的民營化，但如果民營化不可行的話，還可以實行近代人所說的「官督商辦」，就是國有資本也可以用民營企業的方式、用市場的方式來運作。
第三，要營造大型企業的開放環境。比起西方的企業制度，中國的企業制度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它們都是互相封閉、互不開放的。中國的國有企業，每一個企業都是自我封閉的，什麼都要自己來做。我們的大型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
這種不開放具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方面，大企業不開放，小企業就成長不起來，同時大企業本身造成了壟斷；另一方面，不開放阻礙了技術進步。在現在的社會，技術進步都是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勞動分工愈細，技術進步就愈快。去美國看看，有哪一家公司是什麼東西都自己生產、自給自足的？比如波音公司，有上萬家企業為波音公司服務，它們為波音公司提供着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零部件是由不同公司生產的，這就是說不同的零部件之間存在着競爭，一個零部件的改進會迫使另一個零部件的改進。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互相之間不開放，更不向民營企業開放。所以，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大企業之間沒有建立起勞動分工的原則，這是一個大問題。大企業一定要開放。如果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向民營企業開放，那麼這裏面有很多的空間可以釋放出來，向民營企業釋放出來。再者，我們也要提倡大型民營企業向小型民營企業開放，不要什麼都自己做。什麼都自己做，技術是不會進步的，這是個普遍的規律，中國也是一樣的。
實際上，企業間的互相開放，尤其是國企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相互開放，會此這些年所推行的PPP有效得多。促成國有資本進入民營企業的PPP模式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間題。其一，導致了國有資本到處「亂竄」，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空間，使國企和民企之間的空間失衡。其二，改變了資本運行邏輯，導致了低效率。國資和民資各有自己的運行邏輯，一旦國資進入民資領域，民資就要改變原來的運行邏輯，而逐漸演變成國資運行邏輯。其三，正在導致國有資本的流失。國資並非抽象體，而是通過國家的代理人進入民資的，國家的代理人是具有自身利益的，並不見得代表國家的利益。同時，民資容許國資的進入，也是有自己的目的，這一目的更具有私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國資和民資混合的時候，國資很容易流失。
第四，要有一個平準的金融結構。國家信貸很寬鬆，但是中小企業還是得不到其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這是為什麼呢？很簡單，這是因為金融結構不夠平準。大規模國有銀行天然的服務對象就是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或者大型的民營企業。儘管這些國有銀行也設有中小企業貨款服務部門，但是這些部門大多數是迫於行政或者政治上的壓力而設置的，因為從經濟上說，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動力為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微型企業服務的。經驗地看，他們的服務對像要麼是國有企業，要么就是大型的民營企業。結果，國有企業因為往往能夠得到利息過低的錢，沒有動力去發展，更不用說是創造了。而那些大型民營企業本身就有錢，並不需要銀行的錢，但銀行還要拼命給他們貧款，導致很多的大型民營企業因為藉錢太容易了，從而輕率地投資擴張，後來走上死亡之路。更為嚴峻的是，那些真正需要錢的中小型企業卻得不到錢。
所以，要設立一大批中小型的國有銀行或者民營銀行，專門為中小型企業服務。而且中小型國有銀行考核的標準應該和大型國有銀行不一樣，如果一樣的話，還是解決不了問題。要意識到，幫助美國走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並不是華爾街的大型銀行，而是那些中小型的銀行，尤其是社區銀行。而我們根本沒有這樣一個金融結構。中國人總是希望愈大愈好，做強做大。那麼小的怎麼辦？誰來幫助小企業呢？國家應該出台一項政策，建設一大批中小型的金融機構或者國有銀行，專門為中小型企業服務。如果金融結構的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的中小型企業還是會發展不起來。這些年國家一直在提倡「專精特新」中小型民營企業，但它們得到足夠的金融幫助了嗎？很多企業的生存狀態非常艱難。
第五，要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缺失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弊端也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中反映出來了。大家看到，不用說在整個國家範圍裡建立起統一的規則，即使每一個省內部的規則都統一不起來。在廣東，深圳和廣州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就互不承認。這增加了多少經濟成本呢？這種現像不僅僅表現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的互認上，而是表現在方方面面上，包括環保、土地、勞動力、醫療、教育等，所有這些方面都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統一的規則，沒有統一的標準，就形成不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因此，這次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這些方面都是需要統一起來的。沒有統一的規則和標準，就很難釋放出生產力。
近年來，我們討論內循環，希望通過內循環來發展內部經濟，但這方面阻力重重。例如，本來我們可以通過東西部循環來獲得新的發展動力。東部沿海省份有資本、製造業和技術的優勢，而西部省份有勞動力、士地、資源的優勢。如果兩者結合起來，雙方就可以得到新的發展動力。但現在東部省份到西部省份去投資，一個東部省跟一個西部省的談判，可能比兩個國家的談判還難。實際上，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早就發現，中國的企業傾向於和外國（西方）的企業做生意，而不喜歡和其他中國的企業做生意，中國的省份傾向於和外國打交道，而不喜歡和其他中國的省份打交道。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很簡單，因為我們沒有統一的規則。中國企業跟外國企業打交道，至少大家有一個合同可以履行；但是如果一家東部企業去了東北、去了西北，就很難有這個保證。所以，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就能大大釋放勞動生產力。
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下一個能夠有效釋放生產力的改革，就是建立一個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一觀點是有着豐富的歷史依據的。什麼叫近代國家？近代國家從歐洲產生之後，擴張到世界各個角落，到現在還一直處於擴張之中。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國家，近代國家是最有效的。為什麼有效？就是因為近代國家有統一規則、統一法律。在這一意義上，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們國家到現在還沒有統一大市場。我們的統一隻是發生在政治層面，發生在行政層面，而不是發生在規則、規制和法律層面。法治國家建設早已經成為我們政治發展的目標，從字面上看，我們的法律也是統一的。但是，執行起來，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正如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全國統一大市場不會因為經濟的發展而自然形成，而是需要諸多深刻的改革。
第六，要實現制度型的開放。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開放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不開放，就沒有市場經濟。很簡單，浙江如果不開放，哪能發展出市場經濟呢？一個城市不開放，怎麼發展市場經濟呢？以前我們強調開放，現在我們強調制度型開放，在話語上有了很大的進步。
儘管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更大程度的開放，但在實踐層面，人們的認知和感覺並非如此，甚至相反。這是因為我們的開放遇到了制度瓶頸。因此，我們現在提倡制度型開放，藉此來克服制度瓶頸。但制度型開放的主要阻力還是來自行政建制。企業沒有多大的問題，老百姓更不是問題，主要是行政阻力使得我們的制度型開放很難實現。所以，制度型開放有待於下一步的行政體制改革。其實，制度型開放不僅適用於對外開放，也適用於對內開放。前面所討論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沒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各地之間的互不開放、企業之間的互不開放。
第七，要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我們討論平準經濟，還必須涉及國際、國內的平準。這方面，浙江表現得特別明顯。浙江經濟由兩個經濟組成，一個是浙江經濟，另一個是浙江人的經濟。浙江人全世界到處走，全國到處走。國內和國際這兩個市場之間要平衡發展。西方早期也是這麼發展起來的，當國內市場飽和的時候，就要開拓海外市場。但是，西方國家是通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出去的，這是一種掠奪，而我們是通過形成一種勞動分工走向世界的。
中國走出去的下一個階段非常重要，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還需要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以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為先導的走出去已經差不多完成階段性任務了。國有企業和國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那麼誰來搞民生經濟？搞民生經濟並非國有企業的優勢，只有讓民營企業來搞民生經濟才會有效。民營企業走出去，搞民生經濟，也可以和當地民眾形成合作，這是雙贏的局面。
第八，設立一個專業的、中性的經濟政策決策機構。這個機構非常重要。平準經濟學必須體現在經濟政策層面。那麼誰來決策呢？我們現在的決策機制還是要改進和改革的，不能光是幾個經濟學家或者是幾個政治人物來決策，而要把政治人物、各個領域的企業家、經濟學家等包括在內，大家討論了以後，才會形成科學的經濟政策。
2021年年底對民營企業的三大整頓（教育培訓、房地產和互聯網）很有必要，是為了給民營企業的長期發展奠定一個基礎。但是，無論在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方面，我們還是犯了很多錯誤，錯誤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中性的政策機構來評估這些政策的後果，設想這些政策的執行方式。
不管怎樣，要界定中國的經濟問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我們需要一種建立在中國經驗和實踐之上的中國經濟學。前面已經討論過了，中國經濟學經典《管子》裏面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這個經典中推導出很多能診斷中國現實經濟問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方法。我們要下大氣力，認認真真地梳理一下中國傳統的經濟學，思考如何從傳統經濟學中找到中國的經濟思想，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並不拒絕西方的經濟思想，但是要把四方的經濟恩想中國化，要把西方經濟學和中國傳統經濟學匯合和融合起來。儘管，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較之西方經濟學，中國傳統經濟學是植根於中國的實踐經驗之上的，因此更能解釋並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編按】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原題為《中國傳統經濟學與中國式現代化》，根據鄭永年在第二屆中國商業倫理大會（2022年12月3日）上所做的主旨演講整理擴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