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國家發展卻未能翻轉階級　被遺忘的中國第一代農民工

伴隨著改革開放進城務工的第一代中國農民工老了。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發佈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約8632萬人，很多仍在打工。十年後，他們都將邁入60歲。

最近，一篇自媒體文章，讓被很多人遺忘的第一代農民工問題，重回大眾視線。

誰是第一代農民工？

文章一開頭提到的社區保潔老趙，2000年從河南駐馬店去到北京，23年間做過門衛、綠化、保安，49歲還沒攢夠錢結婚，一個人住在沒暖氣的10平米地下室。

老趙未來的養老金只有每月100多元（人民幣，下同），因此打算打工到70歲。像老趙這樣，生於1970年代之前，在80年代至90年代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被稱為「第一代農民工」。

不同於之後的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是為了解決家庭生計問題，賺錢用於整個家庭經濟開支，因此也被稱為「生計型農民工」。

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發佈的《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2022年2億9562萬中國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有8632萬人，占比29.2%。

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系副教授仇鳳仙調查發現，第一代農民工近四成集中在建築工地，還有的做餐廳服務員、保安、保潔、個體戶，在工廠做技術工人的占18.9%。

仇鳳仙被中國媒體形容為第一代農民工的「畫像者」，她自2015年起重點關注第一代農民工生計問題。在與200多名農民工訪談，發放了2500份問卷後，她撰寫的《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今年6月出版。

在仇鳳仙看來，第一代農民工的最大特徵是，個體生命歷程完整經歷了國家社會變遷的過程。

在城鄉之間搖擺

第一代農民工的經歷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幾乎同步，恰逢中國城市發展最快的30年。但同時，他們又處於被動之中，無法連續、穩定地工作，在城鄉之間來回搖擺。

仇鳳仙今年5月在「一席」演講中，提到了影響第一代農民工進城的幾個階段。中國戶籍制度1958年出臺，將人口分為城和鄉兩個管理區域，農民被制度捆綁，不能到城市工作。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農民逐步可以進城務工、經商。

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帶來了城市管理和秩序問題，為了緩解這些問題，官方也曾一度出臺過限制農民工進城的政策。

到了1992年時，由於農民的收入很低，政府又開始打開城市的大門，鼓勵、引導和實行宏觀調控下的有序流動，之後在1993年、1994年連續兩年出現農村人口外流大潮。

90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帶來下崗潮。為保障下崗人員再就業，一些城市再次限制單位招用農民工。

第一代農民工往返于城鄉之間的情況，被仇鳳仙概括為：「一旦城市有風吹草動，農民工就馬上回家；城市感冒，農民工先吃藥。」

第一代農民工的困境

仇鳳仙在書中，概括了第一代農民工的幾大困境。首先是健康問題。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從事高強度、高風險、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傷病隨打工累積。

雖然有傷病，61.4%卻認為自己「身體健康」，63.4%在務工地城市看病零次，58.5%選擇「能忍則忍」。

很多農民工從不會因為小傷痛回老家，生怕花路費、耽誤賺錢；在大城市進醫院看醫生更是心裡慌，擔心微薄的打工收入都不夠付醫藥費。

面向農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政策，由於是屬地化報銷和管理，與戶籍掛鉤，並不適用於流動性高的農民工。

第一代農民工還面臨沒有存款的問題。為了負擔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禮，他們本就不多的存款被掏空。

根據仇鳳仙的調查，15.2%的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存過一分錢；存款在5萬元以下的占55.2%。

沒有存款又導致了第一代農民工退休養老的問題。仇鳳仙問卷裡的「什麼時候停止工作」的問題，60.7%的第一代農民工回答「幹到幹不動為止」，還有76.1%的農民工說60歲不回家休息。

雖然超過六成的第一代農民工都參加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但由於普遍繳費比例不高，最後實際能拿到手僅有百餘元甚至更低。

為了快速累積積蓄，他們紛紛到薪水更高的建築工地打工，但2019年起建築業對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把60歲以上的農民工拒之門外。

第一代農民工的未來在哪裡？

除了學術界對第一代農民工的關注，中國媒體和政府其實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南方週末》2009年曾報導過重慶萬州14名矽肺工人的維權之路，其中七人都在維權路上相繼死去。

官媒《人民日報》2016年寫過農民工異地務工報銷難，幾乎從不做體檢的問題。《工人日報》2022年3月發文《多地發佈建築業清退令，超齡農民工路在何方？》，探討「清退令」對超齡農民工的影響。

60歲超齡農民工退出工地？養老金僅103元　一文了解老農民工困境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2022年11月曾出台《關於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做好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

《工人日報》2022年也刊文提出第一代農民工的兩種出路：就地轉型崗位或返鄉就業參與鄉村振興。

仇鳳仙今年5月接受《成都商報》專訪時也建議，第一代農民工回鄉後，給他們再造「生計機會」，讓他們在鄉村還能繼續工作10年，從60歲幹到70歲，10年間又可為自己養老做儲備。

但問題是，農村有那麼多就業機會嗎？過去需要幾十人耕種的土地，現在可由一人完成。鄉村萎縮的背景下，回鄉農民工可能面臨著再次被拋棄。

中國資深媒體人胡錫進7月6日在公眾號發文說：「唯一的辦法我認為是繼續推動經濟較快增長，並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公平正義的調試，決沒有第二條路。」

仇鳳仙在報告最後，將第一代農民工面臨的困境概括為「社會脆弱性」，即他們的處境和未來是一個時代性的問題，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第一代農民工抱著追求更好生活的憧憬，投身中國發展的時代洪流，經歷了顛簸的一生，很多人最終還是沒能邁上更高的階層，甚至無法決定自身的處境。他們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但當中國吹響「共同富裕」的號角，又怎能對這個特殊的群體視而不見？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