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文化圈#MeToo運動再度興起　那些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仍是少數

許多人應該還會記得2017年出版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是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她通過小說揭露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性侵，讀後令人同情、憤怒和驚恐。同樣從2017年開始，美國開始發端#Metoo運動並蔓延世界多地。隨後一兩年之間，中國內地學術圈、教育圈、電影圈、媒體圈、公益圈都有人被指控涉嫌性侵，其中不乏一些較有名氣或地位的人。

最近，#Metoo運動在內地再度興起，包括出版品牌「一頁」創始人範新、編劇史航在內的多位文化圈人士被指控涉嫌性侵或性騷擾。從網上披露的聊天截圖訊息來看，史航涉嫌性騷擾大概率屬實。

不論怎麼說，拋開少數渾水摸魚的雜音之外，那些站出來講述自己當年被騷擾或侵犯的往事的人，都是勇敢的人，她們的不幸遭遇值得同情，她們的權益亟待保護。她們冒着可能被報復或被他人背後議論的風險主動揭露作惡者，既是為自己的不公遭遇討回公道，又可讓作惡者付出代價，防止作惡者繼續侵害更多無辜之人。

當然，有分析者提出，網絡舉報容易變為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審，有可能冤枉一些好人，因此越是千夫所指，越需要程序正義。這樣的提醒當然是有道理的，程序正義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但不能空談程序正義，不能不考慮社會現實因素，那就是性侵取證難，如果過度強調程序正義，容易讓為數不少的作惡者逍遙法外。

性侵犯罪的特殊性在於，如果缺乏錄音、視頻監控、現場圖片或聊天記錄，許多時候難以有效指控作惡者的犯罪事實。但問題是，許多受害者既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預料被性侵的危險，又不可能總是有那麼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再考慮到受害者和作惡者的特殊處境，比如熟人關係降低警惕心、權力結構的不平等造成受害人敢怒不敢言，因此許多時候寄希望於受害者在第一時間保留證據根本不切實際。而一旦未能留下證據，在片面倡導程序正義的情勢下，往往難以懲治那些作惡者。

根據2018年《人民日報》的報道，從2001年到2018年，內地法院性騷擾案件相關判決書、裁定書共計479個，「從數量上看，在2010年，三成左右的男性及女性被訪者認為自己可能被性騷擾」，「實際性騷擾發生數量可能遠遠大於法庭審判數量，真正遭遇過、能選擇站出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受害者還是少數」。

為什麼會這樣？這裏至少有三個關鍵原因：一是取證難，一旦未能在第一時間保存證據，後來縱使內心不平，希望尋求司法救濟，都難以成行；二是內地社會不少地方仍被保守觀念籠罩，許多受害者擔心維權後會泄露自己曾被性侵的屈辱往事，從而在家人、朋友、同學、同事等熟人圈子中抬不起頭；三是作惡者和受害者之間的不對等權力結構，讓許多受害者擔心揭露作惡者後可能引來對方的報復和反向誣告。

基於以上考慮，程序正義固然非常重要，但不能空談程序正義，忽略更基礎的社會現實。不可否認，古往今來都不乏一些人藉着某種運動或公眾情緒渾水摸魚、挾私報復，從而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在今天這樣一個網絡傳播時代，奪人眼球或令人震驚的謊言又往往比嚴肅的闢謠傳播得更廣泛更快。因此，通過符合程序正義的渠道維權自當是努力方向。但考慮到取證難（維權成本高）、保守的社會觀念和不對等權力結構對網絡舉報人誣告的約束（揭開傷疤後被人議論和被報復的風險），受害者通過訴諸網絡舉報乃至藉由#Metoo運動來維權，其實完全可以理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Metoo運動有其現實意義，至少在大眾觀念比較保守而社會反性侵機制又不健全的情況下，有助於懲治一些作惡者，喚醒一些人的權利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引發全社會的重視。從長遠來看，#Metoo運動警醒社會應該建立全方位的反性侵機制，既包括觀念層面的努力，比如同情、尊重和保護那些受害者，不能帶來二次傷害，比如普及權利觀念和開展自我保護的教育，又要改變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優化和強化反性侵的立法執法機制，讓那些作惡者無處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