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終結」到「衰敗的美利堅」　福山變了嗎？

30年前，蘇東劇變之際，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他著名的論斷——「歷史的終結」。他認為，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最後的形態。在當時冷戰終結的背景下，福山的觀點風靡一時，以至於許多人都「言必稱福山」。

但被不少人忽略的是，當許多人對福山的印象還停留在「歷史終結論」時，近些年以來，福山已經漸漸轉向。他開始關注國家建構和國家治理，研究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2014年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福山的一篇文章《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該文剖析了美國政治制度的諸多弊端，直指美國陷入否決政治的泥潭，政治極化嚴重，利益集團廣泛滲透，集體行動的成本大幅增加。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中，福山既反思了當今世界若干形式的民主病灶，比如「擁有民主制度這一事實，並不表明其治績的優劣」，「未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又分析了烏克蘭、印度、美國、日本、歐盟成員國家的治理困境。

他提到烏克蘭橙色革命後上台的民選政客一無是處，治下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他說印度很難整修自己行將崩潰的公共基礎設施——道路、機場、供水和排污系統等——因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選舉制度橫加阻撓。他指出日本困於債務問題，美國陷入功能失調，在財政、健康、社會保障等議題缺乏作為，歐盟成員國家難以解決福利困境。

福山寫道：「你『叫政府讓開』後，市場經濟和富裕不會魔術般出現，它們得依賴背後的產權、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場、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自發的『群眾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組件，但不能替代強大且等級分明的政府。」他諷刺那些主張「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人，他說非洲撒哈拉以南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的天堂，比如索馬里，那裏的政府幾乎無存在感，但社會一團糟。

從30年前高呼「歷史的終結」到近些年來反思民主衰退，福山變了嗎？既可以說他變了，又可以說他沒變。說他變了，是指福山已經意識到單純空喊民主，把自由民主制無限拔高，根本解決不了棘手的實際問題。不論烏克蘭的悲劇，「阿拉伯之春」淪為「阿拉伯之冬」，還是發達民主國家所面臨的治理困境，都是例證。福山說：「世界上的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不管是南非和韓國的，還是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他們的激情足以帶來『政權更替』，使威權政府蜕變成民主制。但如沒有漫長、昂貴、艱苦、困難的過程來建設相關的制度，民主制是無法成功的。」福山的自我反思對於至今那些依舊將民主意識形態化、宗教化的人是一種警醒。

說福山沒變，是指福山仍然信奉民主。他認為：「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經過多年研究，他意識到「世界上大多數人極嚮往這樣的社會：其政府既負責又高效」，故他在民主所指向的問責制之外，提出國家能力和法治，認為良好的政治秩序離不開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責的穩定平衡。

應該說，福山的自我反思是有啟發價值的。《香港01》曾在《現實版「藥神」案背後：中國良政善治的關鍵是什麼？》一文中認為：「若無必要的國家能力作為基礎，法律恐淪為一紙空文，民主恐造成治理的低效乃至失敗。若無法治的約束和規範，國家能力恐助長權力的任性，民主恐淪為民粹的狂歡。若無民主問責的制衡，國家能力恐加劇權力的傲慢，有淪為專制主義的風險，法治恐變成官僚用來管制社會和民眾的工具，一些政府機構和官僚知法犯法現象將難以有效遏制。」

但問題是，福山難以回答的是國家能力、法治、民主問責之間怎麼達成穩定的平衡，國家能力和國家治理怎麼優化。在福山筆下，民主問責的主要形式是選舉民主。可選舉民主的一個最大風險便在於民粹陷阱。如果選舉民主不能破解民粹困境，福山說的國家能力又何以優化？難不成是靠特朗普（Donald Trump）嗎？顯然不能。

正如福山自己所承認的美國近些年來強大能幹、能彌合撕裂的總統未再出現，連作為發達民主國家的美國都早已陷入民粹困境，那麼怎麼改進國家治理？民主絕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創新民主形式，不去規避民粹陷阱，不去探索國家能力、法治、民主問責之間怎麼達成穩定平衡，僅僅高喊民主價值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