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三｜中央視角的金融監管之憂超預期
本輪黨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重中之重便是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此次金融監管改革調整程度之深，超出預期。一方面，隨著國際形勢風雲弔詭，中國必須要花更大力氣防範外部金融風險，中央早已有強烈預期和準備。近年來越來越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另一方面，中央注意到，長期以來，整個金融系統自成一體，內部體系高度複雜化。過去幾十年，特別是過去10年，金融增長遠快於實體經濟的增長，金融規模和複雜性持續上升。要頂住外部壓力的前提是內部結構的穩定性。這就是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央對此做了非常系統的研判。
中國金融體系複雜化顯著上升發生在2010年後
中國金融體系自1978年以來朝著市場化、規範化、多元化、國際化的方向演進，尤其是近幾年中國金融體系無論是規模還是複雜化程度，均非線性地迅速上升。金融業態呈現保險公司「對沖基金化」、房地產金融化、非銀機構「銀行化」等新特點，這些變化超乎監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想像。
表現一：各類金融機構資本結構「網狀化」，信用聯繫日益緊密、混雜交織。表現二：金融體系仍是銀行業主導，但銀行與銀行、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各金融子市場之間的關聯度顯著上升。表現三：金融體系資產和負債結構趨向複雜，批發性融資在負債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
監管層注意到，中國金融體系複雜化的顯著上升發生在2010年後，研判至少有三個驅動力：首先是貨幣化、資本化持續積累和社會財富增加引致金融深化進程加快。
其一，土地和房屋持續貨幣化帶來從儲蓄供給和投資需求兩端同時刺激相關領域金融中介化的「滾雪球」效應。在2010年後多輪刺激和調控交替中，房地產市場並未做深度調整，反而是中介化、金融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其二，步入中等收入國家後，社會儲蓄尋求更高金融資產收益的傾向明顯上升。居民已不滿足於較低且固定的儲蓄收益，大量新生的高淨值人群積極尋求多元化資產配置，在後危機時期投資回報率趨勢性下降的背景下，大量相對於實體需求的「冗餘」資金積聚了旺盛的資產配置需求。其三，主要金融機構通過股份化解決了資本金不足約束，動員資金和資產創造的能力迅速增強。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和相關資產的迅速積累大大緩解了合格抵押品不足對信貸融資的制約，為信貸快速擴張創造了條件。
其次，經濟新常態下金融市場競爭加劇，金融業轉型和創新明顯加快。傳統金融業的生態環境出現了一些明顯變化。一方面，傳統正規金融機構謀求加快轉型和創新。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創新活躍，在資產負債管理、市場營銷、薪酬激勵等方面表現更加激進，為資產擴張找負債的傾向明顯。另一方面，各類新興金融機構大量湧現。依託互聯網技術或現有金融機構「借雞生蛋」，充當現有金融中介的「中介」而拉長信用鏈條。
出現了一系列突破傳統風險控制模式的儲蓄和投資工具，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也使得風險控制的「閥值」明顯降低。更為突出的是，各類非持牌、非正規類金融機構「泥沙俱下」。金融、投資、資管、理財、財務管理等成為「點石成金」的「香餑餑」，一時間似乎誰都想、誰都能搞金融、搞投融資，出現了不少「掛羊頭、賣狗肉」的機構和從業者甚至是非法集資等坑蒙拐騙的不法之徒，社會環境的複雜性大大上升。
還要注意的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背景下，政府信用介入金融體系程度加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早期階段引發各國需求和產出劇降、價格急跌、融資中斷，「雷曼事件」使全球金融體系有所調整，但任由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自行完全出清調整是艱難、長期且風險巨大的。發達國家實行低利率和量化寬鬆，以期平滑市場劇烈調整和資產負債大面積「崩塌」。
出台經濟刺激計劃是必要和及時的，但後遺症是政府信用擴張和介入金融體系顯著加深。不時出現的穩增長壓力使政府不得不以各種信用去彌補、替代市場自發調整可能減少的融資活動，逆週期信用擴張提升了槓桿率和總體債務水平，需要較長時間去消化。金融信用增量在短期內擴張太快，而存量風險無法有效調整，總體信用質量劣化的風險上升，政府需承擔的「隱性擔保」或「兜底」責任明顯加大，如金融風險處置、剛性兌付等。
基本上，在做了以上研判後，中央就一直在調研、討論、部署，啟動中國金融體系的全面改革。
金融體系改革要解決哪些問題？
中央對金融體系複雜化的影響有清楚的研判：首先，認為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互動關係趨向複雜，金融體系催生和放大資產泡沫的作用被低估。
金融體系複雜化使金融體系與實體部門間的聯繫變得模糊和迂迴，容易使人產生一些「錯覺」甚至誤區：一是為應對全球性危機背景下的經濟下行壓力，金融信用和金融體系擴張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二是中國金融體系一直是「短板」，金融擴張和金融創新使金融業獲得長足發展，且絕大多數金融產品和資金最終都指向實體經濟部門如基礎設施、住房等，改善城市面貌和居民居住條件，並沒有顯著「脫實向虛」；三是金融業是第三產業重要構成，金融增加值佔比上升意味著稅收貢獻增大，也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結構優化。以上三種常見看法各有其理據，並非全無道理，但凡事一旦超過合理界限，必然走向反面。
國際上看，金融業佔比短期內快速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空洞化或資產泡沫化，指望快速金融化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無疑是「南轅北轍」且非常危險。
其次，金融體系複雜性拉大了金融業與金融監管的缺口，削弱了傳統監管的有效性。
金融機構網狀化、強關聯性等金融體系複雜化大大改變了監管環境，監管的有效性和及時性受到了很大挑戰。一方面，很多複雜金融產品本身就是監管套利，使現有監管即使打上補丁仍顯「力不從心」。 一些關聯性和結構化的金融產品容易通過多層結構嵌套的通道業務或刻意模糊真實信用狀況來滿足不同監管部門的要求，甚至專以滿足盈利激勵而「空轉」和內部循環，監管協調不夠、效力不彰的問題較為突出，由此加大了尋租和腐敗的空間。另一方面，市場主體與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使得監管效力可能打折扣。
此外，貨幣政策通過金融體系傳導的路徑和機制發生變化，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面臨新的制約。首先，貨幣政策的傳導鏈條拉長或變形，傳導性和效力下降。貨幣信貸放鬆時如「泥牛入海」，非銀行金融機構擴張先加快，實體部門則往往「後知後覺」；試圖收緊時，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如「隔靴搔癢」，實體部門則可能先受其緊。
更要注意到的是，各類規避監管的跨市場、跨業務、跨界行為使多種風險因素相互交織，給金融體系穩定帶來很大挑戰。一是金融中介機構之間的關聯性使金融風險的傳染性更加複雜，具有很強的不可預知性和外溢性。二是隱性擔保強化了委託代理和道德風險等問題。三是金融體系複雜化某種程度上強化了相關主體的僥倖心理，風險管理的準備不足。
充分認識金融體系複雜性的動因和趨勢，才能真正提高監管效能。中央長期研判複雜的金融現象背後，核心邏輯是中國在近些年加快城市化和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以土地和房地產為主要介質的快速資產化和金融化。銀行業表內外信貸擴張很大程度上是全社會金融擴張的「節拍器」和複雜關聯的「發源地」。
金融體系複雜化有促進金融業發展的積極方面，但危險在於可能加劇金融失衡風險，即資產價格較快上漲和信貸快速擴張的同時出現槓桿率攀升和期限錯配加劇，加大金融體系「崩潰」和嚴重經濟衰退的概率。這個趨勢令中央高度關注和警惕。著重於五大機構職能及監管框架重塑，廓清金融監管框架，是本次金融機構改革的深意。
中央的方法論即：必須防範金融體系複雜化風險，根本在於深化改革、興利除弊，從供需兩端強化信用約束，有序規範地方政府舉債和過度動員金融資源的行為，有針對性地加大金融監管的協調和執行力度，儘快彌補制度短板，抑制金融信用過度、無序和過快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