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一｜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重中之重　中央的內外憂患意識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出爐。據方案，中央機構層面，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在「深化黨中央機構改革」部分中，新組建的三個「委員會」，金融領域就佔了兩個。再看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層面，總共有十三項，當中涉及金融體系改革的就有六項：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證監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央行分支機構改革、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加強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統一規範。毫無疑問，這輪改革分量最重的是金融體制改革。

按照此前習近平所說：「總的看，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突出重點行業和領域，針對性比較強，力度比較大，涉及面比較廣，觸及的利益比較深，著力解決一些事關重大、社會關注的難點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金融領域就是這次「重點行業」、「針對性強」、「力度大」、「涉及面廣」。

為何如此重視金融領域改革？習近平多次指出，「維護金融安全，是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域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此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重在金融改革，同高度重視「金融安全」一脈相承。

「金融戰」就在身邊

中共中央一直以來都判斷：當前中國金融安全面對的嚴峻挑戰，既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地緣政治衝突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相關，也與國內宏觀經濟面臨的「三重壓力」相關，更是金融體系長期以來積累的內、外部結構性矛盾在外部壓力作用下的集中顯現。

首先，必須深刻認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外部環境變化。事實上，並不只是美國揮舞金融大棒無所不用其極的金融制裁俄羅斯，才是「金融戰」的。須知，「金融戰」就在身邊。

美元成為全球結算貨幣之後，就確立了金融霸權地位，具備了通過實施貨幣量化的寬鬆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稅的權利。美國愈發濫用了這個權利。每每遇到問題，美國就會行使這個對她而言表面成本最低的「特權」——實施量化寬鬆輸血。

大部分國家為了貿易和匯率，都要跟著美元貶值，像歐盟、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家指定都要跟著美聯儲印紙幣，這就引發了全球的大放水。所以，每一次只要美國放水，接踵而來的就是全球大放水。美國薅全世界羊毛，簡單來說，就是美國通過大放水將金融風險轉嫁到世界各國，讓全球為美國買單。

以上，只是美國在金融市場這條戰線上收割全世界，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實體經濟戰線，美國照樣收割，且收割得更慘烈。隨著美元加息，一些國家或大型企業會因為流動性緊縮，負債增加、開始嚴重缺錢，為了還債要麼賤賣資產要麼破產，這時候美國就開始利用回流回來的資金大肆收購全球因資金鏈斷裂或破產的優質資產。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的拉美危機，美國就是通過上述手段，把資本注入到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資源豐富的國家，隨著美國的加息，拉美各國陷入債務困境瀕臨破產，最後只能廉價把資產變賣給美國，積累20年的財富被美國洗劫一空。

近期，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美國主導的西方集團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國濫用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並將重要金融基礎設施「武器化」。事實上，自二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那一天起，對於美國揮舞金融大棒恫嚇甚至「懲戒」他國的擔憂和討論就從未停止過。只要美國認定的敵手或對手就會是美國金融大棒打擊的對象——古巴、伊朗、朝鮮以及俄羅斯等無一例外。然而事實上，美國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對其盟友下手也毫不含糊。只不過敲打盟友的方式比較隱晦，主要以威脅和恐嚇為主，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從20世紀60年代的法、美貨幣對抗，到80年代日、美就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博弈，都體現了這一邏輯。

美國揮舞金融大棒維護自身利益是常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際金融規則仍然主要是反映美國利益的工具。中國很大可能會成為美國金融大棒敲打的對象。基於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的結構性矛盾，美國恐怕很難容納中國這樣體量如此龐大，而又與其價值觀完全不同的外圍國家。

如果中國選擇對美國主導的這一體系發起挑戰或與其脫鉤，且不說今天確實還不具備這個實力，更可能在短期內加劇國際金融秩序不穩定，讓很多中小國家遭殃，並遭受「中心國家」猛烈打壓，中國也將因此面臨難以預測甚至難以承受的經濟金融風險。

這是中央時刻如芒在背的外部憂患。

打鐵還須自身「硬」

鑒於此，中國推進金融體系改革的路徑必須是間接性、漸進性和建設性的。在此過程中，中國必須首先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抵禦金融壓力、防範國內金融風險工作，加強國內金融監管跨部門協調、優化金融監管方式、完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護住國內金融短板，確保國家金融安全，避免出現重大金融動盪。

這就必須深刻認知自身金融體系的變化。中國金融體系自1978年以來朝著市場化、規範化、多元化、國際化的方向演進，但其過程是曲折的，尤其是近幾年中國金融體系無論是規模還是複雜化程度，均非線性地迅速上升。「複雜化」一詞並非嚴謹的研究概念，也難以量化，但一定程度上可用來概括近幾年中國金融體系的新變化。

在看似複雜的金融現象背後，核心邏輯是中國在近些年加快城市化和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以土地和房地產為主要介質的快速資產化和金融化。在多方主體共同行為的表像下，地方政府和銀行體系的行為邏輯和模式值得重點剖析，金融業與新技術、新業態的互更要好好研究。銀行業表內外信貸擴張很大程度上是全社會金融擴張的「節拍器」和複雜關聯的「發源地」。不深入研究分析銀行業機構行為及其關聯性，就很難真正理解這種複雜性的邏輯。金融體系的複雜化有其階段性和特殊性，理論上會隨著資產價格波動有所收斂，但若按照以往信用主體的行為邏輯持續發展，繼續發散的概率較大。

金融體系複雜化有促進金融業發展的積極方面，但危險在於可能加劇金融失衡風險，即資產價格較快上漲和信貸快速擴張的同時出現杠杆率攀升和期限錯配加劇，加大金融體系「崩潰」和嚴重經濟衰退的概率。因此，金融體系複雜化值得高度關注和警惕。這也是此輪金融體系如此大動作的一個重要背景。

此番金融體系的改革，就是充分認識了金融體系複雜性的動因和趨勢。特別在幾個方面：

其一，近十幾年、二十年來，所謂「金融創新」大行於市，導致金融亂象頻出。例如無數人被P2P機構騙得血本無歸，傾家蕩產，國家下極大決心，釜底抽薪的關閉了5000多家P2P機構，徹底停止P2P業務，才徹底終止這一亂象。本次金融改革，乃是從根本上，最徹底地遏制過往的類似的金融亂局。

其二，監管與服務經營分不開，需要糾偏。金融系統曾經是服務與監管一體，自己監管自己，導致無數驚天大案。例如賴小民貪污受賄17.88億元，數額驚人，最後被判處死刑。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由於加掛金融工作局、金融辦公室的牌子，既承擔當地的金融發展職責，又行使對「7+4」類金融組織的監管職責。在地方金融監管局管轄的小貸、擔保、商業保理、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七類金融機構，及地方交易所、開展信用互助的農合社、投資公司、眾籌機構等四類機構中，地方監管局既擔負監管職責，又擔負地方金融發展大局重任，存在明顯的發展與監管的平衡風險。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同樣出了不少問題。

其三是因為金融領域一直潛藏著系統性風險和隱患。目前中國對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協調仍不夠充分。迫切需要通過完善的體制機制來防範和化解風險，抵禦各種可能的侵害。包頭銀行、錦州銀行、恒豐銀行等等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教訓甚多，無不在提醒我們。

這些是中央時刻如鯁在喉的內部憂患。

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和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使得金融風險逐步累積，是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隱患。金融是最需要監管的領域，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更加需要保持戰略定力。金融風險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金融亂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今次在黨和國家機構層面對金融領域「動手術」，也說明瞭中央對這個領域的憂慮和重視，治理金融體系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