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龍安志｜一個非典型美國人如何「把中國作為方法」
一百多年前，歐戰、西班牙大流感、經濟大蕭條接踵而至，整個歐洲被陰霾籠罩，人們惶惶然如驚弓之鳥。值此之際，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一部暢銷小說——《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因虛構和創造了一個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烏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故而很快成為一處精神庇護所，引得人們爭相一探究竟。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類似的場景仿若歷史的鏡像，在一一重演：俄烏戰爭、持續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經濟衰退……所不同的是，「香格里拉」對很多人來說不再那麼神秘，因為這處世外桃源已經在人間正式落戶——2001年，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縣，從此香格里拉被正式劃定了準確的地界。
對美國人Laurence J. Brahm來說，「香格里拉」既不是只存在於想象中的烏托邦，也不只是一個有形的地名，而是有形又無形，且越來越成為他反觀自身、看待人類和理解世界的一把鑰匙。2023年3月1日，Laurence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蓮花生大士：香巴拉存取密碼》在北京798展映，影片用很精巧的形式將東西方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的激烈對撞擺在桌面上。這部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拍攝的影片，無處不在投射現實，以及每個人所面對的現實困惑。而Laurence個人的「香格里拉」故事與藏地探險，則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談起。
親歷中國轉型期的「中國通」
Laurence早在1981年就作為交換生來到中國，在天津南開大學就讀，並很快就有了一個很中國的名字——龍安志，他在解釋這個名字時說，「中國龍的『龍』，天安門的『安』，小平同志的『志』」。隨後他來到香港攻讀法律專業。畢業後的頭幾年，龍安志先後在馬世達律師事務所、英國丹頓霍爾律師事務所工作並擔任中國部負責人。1993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為處於迷茫中的中國投下定海神針後，龍安志看到了巨大的機遇，剛過而立之年的他開辦南龍亞太投資有限公司，專門為外國投資者來華提供諮詢服務。因操着一口流利中文且熟悉中國文化和行事風格，龍安志的事業很快風生水起，陸續協助愛立信、柯達等外資企業成功進入中國投資。
當時中國剛剛打開國門不久，再加上文化差異、對外資的警惕等，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往往都要經歷一輪又一輪漫長談判，期間的文化衝突更是不可避免。德國企業對中國主要日用品化學企業之一的「活力28」的投資，就是其中的典型。當時「活力28」引入德國設備後，不再需要那麼多人，70%的人要下崗，中方希望德方負責安置下崗工人，而德方認為自己並無此義務，雙方陷入僵持後，作為律師、談判者、顧問、協調人的龍安志，很快找到了一個彌合雙方利益缺口和文化差異的方案，那就是「另起爐灶」新建一個公司吸納下崗人員，生產配套材料，為企業服務。龍安志的這一折中辦法，不僅解決了「活力28」的問題，也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認可。
1988年，作為香港美國商會代表團的成員，龍安志受邀到上海會見了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龍安志撰文回憶他與朱鎔基的第一次見面，並談到了自己當時詢問朱鎔基的一個問題：制定重大經濟和財政政策時如何平衡利弊，以及在作出最終決策的關鍵時刻，到底考慮的是什麼？朱鎔基說，「每個人都知道，經濟學中存在社會心理效應，我把它稱作羊群效應。」龍安志說，原以為自己會聽到一些關於經濟學準則或者政策框架的理論說教，而朱鎔基的回答非常切身實際。「他讓我明白了制定經濟政策時心理影響的重要性。」
進入21世紀，國際上開始瀰漫中國崩潰論的聲音，熟悉中國實際情況的龍安志作為對外部誤讀的回應，於2001年出版40餘萬字的《中國的世紀：下一個經濟強國的崛起》一書，該書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其做序，內容上龍安志邀請了8位中國部長、28位跨國公司總裁和中外專家，用詳實的數據和案例，分析了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龍安志直言不諱地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則是中國的世紀。」也是在同一年3月16日，朱鎔基還在一場私下聚會接見了他。十年之後，龍安志推出《朱鎔基傳》，講述朱鎔基如何在大刀闊斧的改革中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平穩快速的增長，把中國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作為中國高層的座上賓，並以專業律師和經濟學家身份擔任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央行顧問，並擔任過尼泊爾總理私人經濟顧問的龍安志，在正值事業巔峰的2002年，卻做了一個看起來瘋狂的決定：關掉自己的法律諮詢公司，開啟長達二十餘年的「尋找香格里拉」的探險之旅。
尋找「香格里拉」的三個階段
為什麼不再繼續做投資諮詢工作？為什麼要去尋找「香格里拉」？這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困惑。對於第一個問題，龍安志的答案很明確，但對於第二個問題，卻是一邊尋找一邊才逐漸有了明確的答案。
面對第一個問題，龍安志說，「隨着中國經濟改革的逐步完善，中國進入WTO，已經變得非常國際化了。我在這方面除了賺錢之外，事業上沒有新的突破。與此同時，我發現與我擁有的物質文明相對比，我在精神層面上有些迷失。於是，我想逃避這種所謂的物質文明，去追求精神層面上的東西。而當時中國社會的環境也是這樣，從過去非物質社會，突然進入到了一個過於追求物質享受的社會，許多精神文明也在消失。我想我應該更多地接觸中國社會，做點事情。」
在2020年的另一個公開場合，龍安志給出了更直接的表達。「出於道德原因，我決定結束我在《財富》500強企業的律師工作。他們對環境的漠視以及社區和文化的破壞是我的主要關切。作為一名律師，我是公司的一位內部人士，可以看到管理層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們應該代表的股東操縱股票價格。作為律師，我再也無法促進這些利益。因此，我決定去尋找香格里拉。」
面對第二個問題，龍安志坦言不同階段的探險得出了不同的答案，這個過程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尋找香格里拉，也是在尋找中國文化的根，「從西藏到青海，再到雲南，我走了很多地方，為的就是搞清楚文化的根是什麼，最後結果是找不到香格里拉。」到了第二階段，他選擇將香格里拉放回到它可感知的「起源」上，既然這個概念最早是希爾頓提出的，希爾頓的所有資料又來源於《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探險家洛克（Joseph Rock），那麼通過洛克的報導，是否就可以找到香格里拉？最後發現，香格里拉可能是一個拼錯的字，原本應該是香巴拉。這個概念帶有相對論，核心意思是香格里拉不是可以尋找的，而是需要用心去創造。
經過十多年的探險，眼見環境被破壞得如此嚴重，龍安志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生態危機，也是一個文化危機，他對香格里拉的理解也進入第三階段，他說，「香格里拉其實是一股力量，告訴人們只有改變意念和措施，才可以改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
與十一世班禪對話
龍安志顯然並沒有停留在意念和精神層面，而是不斷在切實的行動。這期間，他不斷推出有關藏地的遊記，比如《尋找香格里拉》、《與神山對話》、《香巴拉》，基於更廣泛傳播的考慮，執導相關紀錄片，比如《尋找香格里拉》、《香巴拉經文》等。在遊記和紀錄片中，龍安志尋訪了不少美術家、舞蹈家、音樂家、時裝設計師、作家、流行歌手、搖滾樂隊、環境保護者、藏族活佛及普通牧民等。
在所有的對話者中，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給龍安志留下深刻印象，他還以對話為核心於2009年出版了《西藏黃皮書》一書。1995年12月8日，經中國政府批准認定，確吉傑布繼位，其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任總書記都先後接見過他。在書中，十一世班禪對人與環境的關係、對消費主義、對文化與傳統的重要性、對如何才能創造出人間香巴拉，給出了自己的洞察。
確吉傑布說，「對環境的尊重是建立一個新型社會的基礎。我們必須尊重環境，而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追求一時的物質財富與享樂。」「盲目追求消費與物質積累，只會導致奢侈消費與本末倒置，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沮喪。的確，對物質主義的追求使得人們發展了規模經濟。國際貿易的流通，造福了人們的生活。毋庸置疑，期望每一個人都變成和尚是不現實的。但從另一方面講，只追求物質主義肯定會讓人們的生活失去平衡。」
「如果我們把樹根砍掉，那麼樹枝如何能夠獲得水分，樹葉如何能夠鮮嫩翠綠，花朵如何能夠盛開，種子又如何能夠使得物種得以延續？我們必須保護文化與傳統，它們正是我們未來的『根』。我希望並號召所有國家中的所有人都能夠保護各民族的文化與多樣性，這樣才是保護世界的遺產。為了人類，這是所有人、所有國家的共同責任。這是每個人的責任。」「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網絡體系之中，事物都是有聯繫的，但很多時候我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實際上整個宇宙之中存在的事物也都是有聯繫的。我們彼此息息相關，在這個龐大的宇宙網絡之中相互影響。」
此外，龍安志也不斷以新的模式恢復和發展藏族的文化傳統工藝，開發生態旅遊，將古舊藏族建築修復改造為精品客棧，同樣的修復改造，也作用於北京四合院。早在1995年，經過漫長的法律程序，龍安志購買了位於北京東四的一座殘破四合院，後來又陸續購得兩座，當時正是中國大拆大建的時期，很多四合院被作為拆除對象進而改建為高樓，龍安志卻將這些老物件當做寶貝。現在回頭看，足見他的先見之明。目前他在北京有三座經過精心修復的四合院，2008年時任尼泊爾總理還造訪其中一處。「我感覺到中國的傳統價值觀被拆遷了，跟那些四合院一樣被拆遷了，為了錢，把最寶貴的東西全拆平了。」龍安志在央視一檔節目中這樣說。
新冠疫情作為加速器
隨着藏地探險的深入以及與不同人的對話，讓龍安志從「尋找香格里拉」轉向更大的方向——尋找蓮花生大士。作為重要的歷史人物，蓮花生大士像玄奘一樣，助推中國與南亞於8世紀間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和交流。蓮花生大士曾多次在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爾和中國西部之間旅行，促進不同地區的文化往來。他的工作涵蓋了文化，哲學和科學領域，被認為是藏傳佛教的創始人。
為了尋找蓮花生大士，龍安志開始頻繁遊走於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家，2018年龍安志和他的製作團隊推出紀錄片《尋找蓮花生大士》，詳細記錄了整個尋訪過程。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龍安志不時舉辦線下活動，其對於蓮花生大士的熱情，顯然已經遠遠超過曾經的「香格里拉」。他說，蓮花生大士可能是量子物理的創立者，他的八個化身代表着八個量子能量。它們可能是根植於神秘咒語中的密碼，也許是穿越在平行宇宙間的量子通訊，還有足以改變物質的光能量，和儲藏在宇宙空間中的知識。該片推出後，在國際上斬獲了不少獎項。
在尋找蓮花生大士的過程中，龍安志還在同步進行着另一場「尋找」——尋找功夫。2020年12月18日，由其執導、歷時兩年拍攝完成的紀錄片《尋找功夫》，在北京三里屯CHAO藝術中心舉行了北京點映及主創見面會媒體專場。在這部80分鐘的紀錄片中，導演龍安志作為「尋找者」出鏡，實地造訪北京、天津、河南、香港、美國加州等地，深入少林寺、陳家溝、精武鎮等武術勝地，採訪各國武學大師、年輕武俊和資深學者，從一位資深功夫愛好者的視角，探索功夫的起源與發展、武學思想與中國精神，以及功夫對世界各國格鬥術的影響，探討功夫文化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此外他也坦言，希望藉由「功夫」讓更多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也希望在中美關係極速惡化的當下，能提供一把打開中美交往新大門的鑰匙。最近一次與他對話時，他給出了更直接的解釋，「功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已經後繼無人，正在被丟掉。」
同樣是在2020年，龍安志在疫情爆發初期做了一個決定，那就是拍攝三部以蓮花生大士為背景的故事片，《蓮花生大士：香巴拉存取密碼》是第一部，講述了一名資深喜馬拉雅探險者被情報人員拘留並遭受盤問和酷刑的故事。情報人員代表着竭盡所能維護現有秩序和自身利益的一方，被捕的探險者和他所尋找的「香巴拉」則被視作潛在挑戰者和危險。通過這一故事片，龍安志將很多問題貫通起來，並試圖完成蓮花生大士的現代轉化，也就是將其理念更多用於解釋當前世界和人類面對的急迫問題，比如經濟大蕭條、戰爭、氣候危機、環境惡化、水資源枯竭、貧富分化等。「蓮花生大士的一些語言和他的哲學思考需要落實到我們現在面臨的現實問題上，否則永遠都是遙遠的存在，是不貼地的。」龍安志說。
而通過巧妙的故事設計——情報人員與被捕探險者在一個狹小空間的對話，該片也將不同思維模式導向的張力與衝突最大化。「一方是哲學的、非線性的思維在看問題，一方是西方的、非常邏輯的角度在看問題」，龍安志說，這也是當前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在一種既定思維模式的主導下，不能容忍更多模式的存在。「每一個國家的道路都是不一樣的。要拒絕這種『模式』，即使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家們都迷信這些模式——什麼你必須私有化，貨幣自由化，當然還有貿易與民主。但是這些經驗適合一國並不一定合適其他國家。各國國情不相同，當情況類似或相關的時候是可以借鑑。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都沒有單一的模式可循，也不應該有單一的模式。」
為什麼要進行蓮花生大士的現代轉化，以及如此直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和現實問題上來？龍安志坦言「三年前爆發的疫情是加速器」。一切都像以前一樣重演——只是這次更大———等待下一個觸發事件，將使整個牌屋崩潰，這次是新型冠狀病毒。另外根據在亞洲各種文獻中出現的香巴拉預言授記，釋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後，世界處於一種混沌狀態，被稱為卡利年代（爭鬥時）或「毀滅時期，末法期」。「我們現在或多或少處在這個時代。」龍安志說。
而今，雖然在各國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持續三年的疫情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但世界的混沌狀態似乎並未因此變得清晰，反倒愈發地被一層又一層危機籠罩着。同樣的，20年前，龍安志基於「道德原因」和對精神世界的嚮往開啟藏地探險，希冀通過尋找香格里拉找到新的出路，現如今，隨着鐵路的通達與網路訊息的無限流動，人們對於作為實體的藏地已經不再陌生，但精神的匱乏與每個人內心的戰爭卻愈發劇烈，尤其面對迫在眼前的危機與衝突，龍安志也常常憂心忡忡。
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沈衛榮一直自我提醒的，或許這也可以成為我們每個人基於不同前置條件的追問：今天我們是消費主義的囚徒嗎？今天我們是科技的囚徒嗎？今天我們是自己的囚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