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防疫之變：一場自上而下的認知革命
進入12月，中國嚴守了三年的防疫政策開始出現切實變化，系列變化之中，既有來自高層的，也有來自學界和醫學界的，更有來自基層的。
先說高層之變。據路透社引述歐盟官員稱，「我們從（習近平）主席那裏得到的回應，解釋為什麼會有抗議活動。因為在經歷了三年的新冠疫情後，人們感到沮喪，主要是學生或青少年。」「習主席說，現在中國新冠病毒主要是奧密克戎。之前的德爾塔變異株較致命，而奧密克戎致命性較低，這為放開管控打開了道路……我們已經在某些地區看到了這種情況。」這意味着，中國進一步放開疫情管控已是大勢所趨，是為最高層的共識。
此外，各方都有關注到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接連兩天主持召開的疫情防控座談會。繼11月30日聽取有關方面專家對優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見建議後，12月1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繼續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座談會，聽取防控工作一線代表對優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見建議。
這是疫情發生以來，孫春蘭首次專門就優化完善防控措施召開座談會，且出席座談會的專家涵蓋廣泛，既有醫學領域的，比如張伯禮、梁萬年，也有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代表，包括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過勇，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原黨委書記、研究員房寧。還有來自區縣和社區的代表，包括北京市朝陽區委書記文獻，北京市海淀區萬壽路街道今日家園社區書記薛軍暉。其他還有商務部消費促進司副司長安寶軍，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徐海明等。
孫春蘭在12月1日的座談會上明確表示，「經過近三年的抗疫，我國醫療衛生和疾控體系經受住了考驗，擁有有效的診療技術和藥物特別是中藥，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種率超過90%，群眾的健康意識和素養明顯提升，加上奧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減弱，為進一步優化完善防控措施創造了條件。」
再看學界和醫學界之變。隨着形勢之變，原本沉寂的學界和醫學界開始發出集體倡議和論辯。12月3日，6名經濟學家聯名發文，提出關於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聯名人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副院長黃益平、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以及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任澤平。
文章在肯定疫情初期防疫成效的基礎上，擺明當前中國經濟和各行業面對的困難——尤其小微企業和普通民眾面臨較大困境，大量線下業務為主的小微企業面臨生存困境，裁員潮席捲各個行業。故此，文章呼籲應把放開經濟活動放在優先位置，放開公共交通、寫字樓、餐館、酒店、物流、商場等場所的經濟活動。「我國經濟潛力大，韌性強；科學防疫，讓社會經濟生活回歸正軌，將極大的提振各方信心。信心比黃金重要，如果措施得力，我國經濟將重新步入復甦軌道、引領全球經濟增長。」文章最後這樣寫道。
在經濟學家聯名發文之前，香港病毒學家金冬雁和「饒毅科學」的論辯引發關注。11月29日，一篇題為《香港病毒學家：奧密克戎並不可怕，有人在誤導公眾》在社交媒體熱傳，在金冬雁看來，奧密克戎實際上是為了適應人體有抵抗力的環境而產生的，新冠病毒病就是一個自限性、自愈性的疾病。「從冠狀病毒在人類中傳播的歷史來看，從來就沒有過病毒在人與人之間長期傳播後毒性急劇增加的情況。鼓吹這一套的這些人，有一些是公衛的學者，他們對於這個病毒不了解，根本就是跨界，所以說致病性會大大增加等猜測，其實是拿來恐嚇公眾。」
12月3日，公眾號「饒毅科學」發表題為《商榷：香港大學金冬雁教授的說法與新冠病毒的事實》，作者署名「事實陳述」，對金冬雁觀點進行逐條反駁，文章開頭直言，「我們反對部分人不懂裝懂，或者打着科普的旗號、利用春秋筆法隱瞞或者選擇性採信部分科學事實與數據，過度渲染或者過度輕視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體的嚴重性，意圖在公眾中建立錯誤認知來達到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的目的。作為生命科學一線的研究者，我們並不妄談什麼是真正有利於廣大群眾的政策，而僅僅就部分流傳觀點中在科學上的不準確之處與金冬雁教授商榷。」緊接着，金冬雁反駁了「饒毅科學」，題目為《病毒學家金冬雁：簡答饒議科學就奧密克戎相關問題對我的商榷》。不管孰是孰非，有這樣的專業辯論，無疑是一件好事。
最後再看基層之變。烏魯木齊大火之後，不少地方的社區和高校開始轉變原來的靜觀其變的態度，轉而開始以更加積極的做法推動防疫政策的調整，其中尤其以北京各個社區和清華大學的行動引發關注。社區層面，北京業主通過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與居委會和物業對話，要求解封低風險的小區，該行動很快取得實效，併成為一次全民普法的契機，因為經過此輪行動，很多人才意識到居委會作為非行政單位並無任何權限隨意封禁小區，透過現象看，疫情之下權力被放大的居委會面臨着如何回歸其本位的緊迫問題。
《香港01》記者在與居委會對話中也了解到，居委會並非不知道國務院的九不準、20條措施，但基於「以結果為目標」的防疫思路，只能不斷將壓力向下傳導，比如通過渲染「一旦放開會死亡多少人」、「有沒有想過老人、小孩」，來要求民眾繼續配合社區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但民眾層面已經不滿足於這樣的假設和抽象說辭，更願意將問題具體化，比如追問居委會採取限制性流動有何憑證，社區工作人員口中的「領導」究竟是誰等等。
一位不願透明姓名的基層治理研究者對《香港01》表示，居委會雖然是非行政單位，但其所言所行背後其實是有「影子政府」的，街道和區縣政府其實是默許了這樣的行為。至於疫情之下被放大的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在疫情之後能否回歸本位，該受訪者坦言並不樂觀。
至於清華大學所代表的高校之變，是以烏魯木齊大火之後一些高校的抗議作為背景的，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往往更引人關注。所以當清華大學出現抗議活動，校方為化解矛盾，允諾11月28日召開座談會。從座談會討論的議題來看，無疑是比停留在口號層面的抗議更富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學生所提問題超過了學生群體這個共同體本身，延伸到了更廣泛的問題，比如如何保證校內社工的身心健康、清華大學是否有必要面向社會組織科普系列講話、清華大學相關醫學專家是否有積極為新階段防疫政策建言獻策等。這些問題，顯然不只關涉清華大學自身，也是當下社會層面極為關注的。
中國防疫政策會如何變化，隨着自上而下的認知之變，目前大的方向是確定的，但從一個狀態轉入另一種新常態，過程中勢必面臨很多不確定性，也會產生新的問題與矛盾，如何持續推動改革開放，如何提振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如何最大限度保護老弱群體，如何凝聚社會共識，考驗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