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逝世︱兩度接見台灣統派　直言「六四」又倡「中國」國號

11月30日中午時分，江澤民在上海逝世。當中共訃告一出，台灣頓時之間議論起了這位在兩岸關係上與台灣官方多次交手的大陸第三代領導人。有媒體憶起江澤民與李登輝之間的「密使」傳聞，有學者認為他為兩岸鋪陳了穩定基礎。普遍的看法是，江澤民主政期間台海雖一度瀕臨危機邊緣，同時也打開了進一步往來的空間。

中共對台政策一向被認為具有傳承性，換句話說它是歷任中共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說法與承諾疊加，在大政方針不變之下，因應時局調整之後的產物。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人們一般記得的就是在1993年和2000年兩度發表台灣問題白皮書，以及「江八點」、「汪辜會談」等等推動兩岸接觸談判的做法。

不過至今較受忽略的是，被認為「性情中人」的江澤民，在接見台灣人士、特別是「志同道合」朋友們時，有一些「脱稿而出」的表述，更能夠看見那個兩岸在彼此關係上「摸石頭過河」的年代，江澤民如何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真情流露去回應當時一般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和兩岸未來的疑問。江澤民任內兩度接見台灣「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團，會中的對談便成了值得一探究竟的文本。

盼兩岸「不計前嫌」向前看

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重挫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和民族情感。成立於1988年的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在時任立法委員胡秋原等人的倡議下，先由學者王曉波起稿致書中共中央，表達對國是之關心，隨後受邀於1990年2月由時任主席、著名作家陳映真率團訪問大陸，江澤民於2月19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全團27名成員。

據團長陳映真留下的對談紀錄，江澤民用了「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盧」等詩詞古文，來描繪自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甚至點出與馬列主義的關係：「要弘揚我們的民族文化，但也要積極地吸收世界上一切優秀的文化思想」。

他又用了「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以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寓意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也寄望兩岸能「不計前嫌」，「採取向前看的態度，多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着想」。

回應到當時動盪不安的國內外情勢，江澤民以自信的口吻向來自台灣的愛國客人保證「中國完全可以保持安定」，在國內「首先要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才能國泰民安」；在國際「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誰也不要干涉誰」。

至於眾所關切的兩岸問題，江澤民藉由《香港基本法》（草案）甫完成的起草工作，論證兩岸能在中華民族的基礎上，「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不同的制度」。對於「武統」的話題，江澤民表示，不做「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承諾，「是針對外國干涉勢力和分裂主義分子的」，「我相信台灣同胞只要把其中的道理弄清楚之後，也就不會反對的理由」。

六四之後團結教育知識分子

另外根據1990年3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載，引起海內外震盪的六四事件，也成為這場會談沒有避諱的重點之一。江澤民特別提及中國共產黨在六四之後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強調不會隨意給大學生戴上「動亂分子」的帽子，「我們對廣大知識分子一律團結教育、對青年知識分子是熱情對待，但也要嚴格要求，要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不能把他們推過去。這一點請你們放心。」

聯繫上六四事件「反官倒」、「反腐敗」的起因，江澤民引用了中國老話「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己不正，焉能正人」，「身教重於言教」等，強調共產黨有「廉政」的好傳統，但他也注意到少數腐敗現象的嚴重性，「必須喚起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這場突破兩岸政治對立的會談，不是沒有任何的阻力，例如時任台灣新聞局長的邵玉銘即表態稱，「將依法處理統盟在大陸的言行」。但陳映真仍然看到了此行突破兩岸冰封的重要性：「大陸打個噴嚏，台灣就可能發燒，台灣有什麼動作，大陸也很注意」，他認為「江總書記是非常開明的人」，中共倘若能在廉政建設上「實行非常鮮明的政策」，「這樣能鼓舞大陸人心，對台灣也是非常大的鼓舞」。

統一後國號可簡稱「中國」

兩岸之間跌宕起伏，1990年代雖有「汪辜會談」和「九二共識」的善意起點，但很快地又面臨了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與李登輝「特殊兩國論」的巨大衝擊。江澤民旋於2000年2月推出《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16度直接點名李登輝，明確將其定調為「台灣分裂勢力的總代表，是台灣海峽安定局面的破壞者，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絆腳石，也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這份白皮書另一項要點，在於延續「江八點」的基調，為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創造空間：「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2001年10月23日至29日，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一行20人再度應北京方面邀請訪陸。江澤民於10月29日接見該團，談話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

據中國統一聯盟返台後於11月1日召開的記者說明會，雙方討論到了統一後「國號」的問題，時任主席王津平指，「他（江澤民）倒是說了幾句很有意思的話」。同行的學者王曉波還原當天的見面情況，憶及江澤民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第一次提到國號的問題，「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可以 simplify，稱為『中國』就可以了。他特別講到，『不必去做無謂的爭執』」。

此外，眾所周知江澤民簽名時慣用繁體字，還曾經引起大陸內部的質疑聲音，指「主席應作全國表率」。江澤民在會談中，特別向使用繁體字的台灣來賓交代了他的四大理由：

1. 簡繁體字現在可以用電腦轉換。

2. 繁體字習字臨帖還可以學習古典詩詞。

3. 簡體字雖然在大陸使用，港、澳、台灣同胞還使用繁體字。

4. 中國字是藝術。

這個話題雖在兩岸問題中非屬「大事」，何以江澤民會在如此場合談及中國文字問題？要知道台灣方面對大陸的「簡化字」始終有着一定程度的心結，甚至到後來有政治人物倡議以「正體字」一詞取代「繁體字」，目的即在於欲與「簡化字」競逐「正統」。曾在第一次中國統一聯盟訪京團隨行的大學教師李壽林，即認為江澤民能重視中國文字問題，「不僅關係海峽兩岸真正的統一，其實更關係中國民族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自信與責任，我們要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未來」。

兩岸惡化台灣空間越走越窄

從「不計前嫌」的兩岸寄望，到直言「六四」，再到主張統一後國號可簡稱「中國」，以及論及簡繁體字等敏感話題，這符合外界對於江澤民自由開明的形象，但也是兩岸關係時代變化下的縮影。江澤民雖強調「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但不能撼動的前提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而且斯時台灣「反中」、「拒中」和「抗中」的氛圍並不若當前來得如此高漲。

時至今日，兩岸曾經經歷八年的「和平發展」時期，卻隨着外在環境中美進入戰略競爭的變化，走上了對立和對抗的老路，有過之而無不及，「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在台灣更是氣若游絲。經歷佩洛西（Nancy Pelosi，台譯作裴洛西）執意訪台的大波折，北京時隔22年後出台名為《台灣問題與新時代統一事業》的第三份對台白皮書，不僅取消了「不駐軍不派人」的承諾，還劃設好「台灣特別行政區」的終局設定。

換言之，從江時代對照習時代，對台灣來說，除了實力對比翻轉處於弱勢之外，兩岸關係惡化非但無法替台灣爭取到更大的空間，反而令台灣的出路愈走愈窄，而且陷入了更大的危機風險之中。江澤民逝世回首時代風雲變幻，對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何去何從，還是有着值得今人參考反思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