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作者余華獲俄羅斯文學大獎　那些走火入魔的抵制不值一提

福兮禍之所伏，這句話可以用來形容最近中國內地作家余華的遭遇。

本來，余華因為十多年前一部長篇小說《兄弟》獲得俄羅斯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最佳外語作品獎，是一件好事。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是俄羅斯最負盛名的文學獎之一，以俄羅斯一代文學大師托爾斯泰的故居命名，表彰當代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可偏偏有一群好事者，將余華獲獎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簡單聯繫在一起，藉此抨擊和指責余華違背作家的基本良知，甚至有人呼籲抵制余華的作品。

不得不說，余華真是躺着也中槍，運氣太差。筆者有些懷疑那些指責和抵制余華的好事者是否靜下心完整讀過余華的作品，是否對良知、道義的理解存在某種偏狹。

余華是當代中國一位可以傳世的傑出作家，他的作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悲憫情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余華和魯迅一樣棄醫從文，從198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持續關注現實苦難和人間悲苦。1990年代以來，他先後寫下《在細雨中呼喊》、《活着》、《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多部長篇，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項，並曾在2004年被授予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

筆者非常推崇余華的小說《活着》，這是一部有希望寫進文學史的力作，具有史詩氣質。《活着》的主人公福貴早年是個生活在富裕地主家庭的浪蕩公子，後來淪為貧窮的佃農，經歷內戰、土改、三年饑荒、文革等歷史事件。

福貴的親人一個個離他而去，多數是非正常死亡，大時代下的個體悲劇和命運無常貫穿福貴一生。福貴的苦難可以說是一個民族曲折命運在個體身上的集中縮影。這部作品讀後久久令人不能忘懷。《活着》在1994年被導演張藝謀改編為同名電影，獲得1994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最佳男演員獎和1995年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

對於作家來說，作品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余華的作品足以證明他是一位有良知和人文關懷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影響着一代又一代許多中國人。

如今，有一些人僅僅因為余華的作品獲得俄羅斯一項文學大獎，便指責和抵制余華，實在讓人哭笑不得。好事者的理由是，余華未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余華接受俄羅斯的文學大獎便是道德有虧。可問題是，其一，俄烏戰爭有着非常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簡單站隊無助於解決問題。俄羅斯發動戰爭當然不對，但美國、北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樣難辭其咎，烏克蘭更是應該反思悲劇何以至此。

其二，對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批判是否應該無限波及和株連？是否說一個國家只要發動戰爭了，那麼這個國家，不論朝堂民間、男女老幼，甚至連動物、石油天然氣都是有罪，任何與該國有聯繫，哪怕只是再正常不過的合作與交流，都是背離良知？

照此邏輯，人類之間就不該有聯繫，因為試問有幾個國家在歷史上未發動戰爭？美國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那是否全世界都應該抵制美國，包括無辜的美國人民、美國科技、美國動植物？日本曾侵略中國，那是否全世界都要抵制日本的一切？凡事過猶不及，物極必反。發動戰爭當然應該被批判和抵制，但如果將批判和抵制無限度擴散，蔓延至無辜之人、動植物、正常交流，那不是良知和正義，而是作秀，是株連，本質上是一種淺薄、上綱上線、有罪推定的極端思維。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應該為戰爭叫好，但評判一個人的良知不是看誰的嗓門大，看誰會站隊，否則便容易淪為黨同伐異，有道德綁架和誅心之嫌。一些人說余華未公開譴責俄羅斯便指責余華，其心態、邏輯，與那些因為張學友的祝福視頻未提及祖國而圍攻張學友的網民，有何區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讚美不積極便是錯」是一種偏狹思維，「批判不積極也是錯」同樣只會讓一個社會動輒得咎。

當然，許多人對於專家、學者、作家、知識分子有更高的道德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確實離不開一群知識分子敢於針砭時弊，鐵肩擔道義。但社會有分工，現實情況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不能非此即彼，不能不考慮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和不同人的性情、人生選擇。更重要的是，良知、道德不是固定的、靜態的、單向度的，而是變化的、動態的、多維度的，不能自以為是，不是只有你所認為的良知、道德才是良知、道德。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對於良知和道義的定義權。

那些僅以余華未公開譴責俄羅斯便抵制余華的人，該追問的不是余華是否有良知和道義，而是自己是否有容人之心，是否有分析複雜國際問題的能力，是否有辨析何為良知和正義的理解力。余華作品擺在那裏，不論是否獲獎、是否被抵制，他都是一位傑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大概率會傳世，繼續影響世人。那些僅以余華未公開譴責俄羅斯便抵制余華的人，其實抵制的是自己學會多元視角思考複雜問題的能力，抵制的是自己智識的進步，抵制的是自己心胸的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