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深夜緊急收回「疫苗令」說明了什麼?

撰文: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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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天時間,北京市從公布進入聚集場所的「疫苗令」到在輿論壓力下收回「疫苗令」,整個過程的快速反轉,足以給當下社會治理提供某種可供參考的經驗教訓。

7月6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79場新聞發布會上,市衛健委新聞發言人、副主任李昂宣佈北京市將實施系列疫情防控措施,主要有:「一是出入老年大學、老年活動站(室)和老年人健身娛樂活動場所的老年人要儘快實現應接盡接。二是進入線下培訓機構、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美術館、文化館、體育場館、健身場所、演出娛樂場所、網吧等人群聚集場所的人員須接種疫苗(不適宜接種人員除外),其他限流、預約場所優先安排已接種疫苗人員。上述措施將於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起正式實施。」該項措施被輿論解讀為「疫苗令」,意味着7月11日起,若未接種疫苗,北京居民將無法進入聚集場所。

緊接着,7月7日,網上有消息傳出,北京市中關村地區多家寫字樓發布通知,要求7月8日開始,商務樓宇嚴格卡口查驗疫苗接種記錄,未接種或未完成接種人員居家辦公,不得進入。這說明中關村地區已經開始提前執行北京市的「疫苗令」。

2022年5月4日,北京市民在一處劃好社交距離間隔的空地上輪候做檢測。(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坦率說,北京市「疫苗令」影響的人應該是少數人,主要是老人。查詢北京市衛健委的公開資料可知,早在2021年9月28日,北京全市18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種率98.42%,而截至2022年4月17日24時,3到11歲人群全程接種率超過91%,60歲及以上人群第一劑接種率達80.6%。這說明北京市整體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率已經非常高,剩下尚未充分接種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今次北京市之所以突然公布「疫苗令」,毫無疑問是為了迫使尚未接種疫苗的老人去接種疫苗。

考慮到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礎疾病的老人是新冠病毒的危險人群,而當下中國內地的防疫政策能否適時鬆動、開放的一個關鍵依據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因此北京市「疫苗令」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不論是鍾南山院士說的「推行實施全國性的疫苗接種,這對保護群體免疫力至關重要」,還是生物學家饒毅教授建議的「儘快推廣第三針疫苗,老年人和嬰幼兒接近(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種,然後開放」,抑或來自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防疫教訓,都在說明如果中國內地希望在儘可能保護國民不受病毒傷害、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的前提下早日有序開放,就必須儘可能提升全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

不過,提升疫苗接種率非常重要是一回事,怎麼提升又是一回事。在現階段的中國內地,不論是國務院衛健委一再重申的新冠疫苗接種應該遵循「知情、同意、自願」的基本原則,還是民眾對於過度防疫、「一刀切」的抗拒,希望公權力和個人權利之間有清晰、合理的邊界,都使得北京市的「疫苗令」缺乏法律依據,有違疫苗接種原則,難獲民眾認同。

在這樣的情勢下,面對「疫苗令」公布後所招致的諸多爭議、疑慮,7月7日深夜,北京市防控辦作出回應,「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堅持知情、同意、自願原則」,「市民群眾在嚴格測温掃碼和查驗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後即可正常進入市內各類公共場所」。這意味着「疫苗令」公布一天後便被撤銷,民眾通過輿論監督再次發揮作用。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關於此事的評論中寫道,「北京市在輿論壓力下收回『疫苗令』,這個轉折還是很值得高興的」,「這個轉折顯示了輿論的力量」,「在促成這一次的轉折中,承載輿論的的主要都是體制外的網路自媒體」,「我們需要通過這件事看到,有一些尖鋭的自媒體在,有網路輿論場在,這是推動中國進步合力的一部分」,「北京市的迅速修正也是需要勇氣的,如果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在遭到輿論有依據的反對時能夠及時作出調整,將是好事」,「然而,真正汲取教訓更重要,事情出在北京市,但是依法行政的警示卻值得各地舉一反三」。

誠如斯言,北京市深夜撤銷「疫苗令」,在某種程度上不失為尊重民意,有錯能改,從善如流。網絡上有不少聲音為北京市的快速糾正點贊,認為在當前現實下北京市還是比較有雅量,有公僕心和敬畏心,懂得傾聽人民的聲音。世間沒有全知全能的人,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同樣都是凡人,不怕他們出現一時的過失,怕的是他們不能及時發現錯誤和有錯必改。

但網絡上也有一些聲音認為北京市起初便應該考慮清楚,學會依法行政,不應出台明顯存在不妥的「疫苗令」,就像不久前關於防疫政策不該出現「未來五年」那樣的不當表述那樣。這樣的說法同樣是有道理,也再次提醒北京市乃至更多地方提升治理水平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尤其是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內地民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日益增長的時代背景下,公共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和法治水平更是顯得極其重要。除此之外,北京市收回「疫苗令」一事還說明民眾通過輿論監督對於公權力改善施政、發現和糾正問題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國家的進步、良政善治的實現均離不開輿論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