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提「重振中國經濟10點建議」：西方經濟學無法解決中國問題
本文內容根據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學術團隊和鄭永年教授對「當前中國經濟現狀」主題的討論整理而成，此篇為文章全文。《香港01》獲「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授權轉載：
諸多跡象表明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嚴峻挑戰。
第一，不正常的資本外流。不僅是外資出現了外流跡象，一些民營資本也出現這樣的傾向。5月9日中國美國商會發佈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畫被推遲或已計畫減少投資，許多原計劃投向中國的資本逐漸流向越南、印度等地。
第二，中國的一些民營企業家，受困於疫情，一頭是供應鏈危機，一頭是現金流危機，要麼選擇出走，要麼「躺平」。疫情以來，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已經倒閉，現存的中小微企業面臨的已不是可持續發展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第三，就業壓力空前巨大。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2020年3月以來最高，青年失業率更升至18.2%，這不能說是一個正常現象。而且今年不僅有數量達歷史新高的應屆畢業生群體（近1100萬），還有大量因去年行業整改而失去工作的教培從業者、房地產從業者、互聯網從業者。
儘管民營企業，無論大小都在努力保就業，但為了生存，很多企業不得不裁員。
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出現困難？
中國經濟出現這些困難是由多重複合的內外部因素促成的。從外部環境來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打壓日益增加。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有意與中國在經濟和高科技領域脫鉤。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主要通過實體清單等「卡脖子」方式在高端技術領域封鎖中國，阻礙中國高端技術發展。拜登上臺後，美國政府變本加厲，開始實行進一步的系統性脫鉤戰略，不僅在高端技術領域壓制中國，還意圖通過貿易政策引導中低端產業加快從中國轉移出去，企圖切斷中國與全球供應鏈的聯繫。
第二，中國周邊一些國家正在快速崛起，營商環境快速改善。印度、越南等國仿照中國80年代的出口加工發展模式，通過提供更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實行更開放更優惠的投資政策，從而提升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即使是在新冠疫情並未結束的環境下，東南亞一些國家逐漸放開管控，從而增加了對外資的吸引力。例如，越南在今年前4個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資金同比增速達88.3%。一個更明顯的趨勢是，這些經濟體在主動努力與西方接軌，改革內部經濟結構，努力滿足西方所要求的「價值」。越南在國企、勞資關係、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成效尤其顯著。因此，他們不僅吸引著中國的資本，也吸引全世界的資本。
第三，今年2月爆發的俄烏衝突，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衝擊，能源、糧食、原材料等價格暴漲。俄烏戰爭對企業營商環境的影響更是不可忽視，無論是哪一種資本都必須顧及到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之間的關聯。
同時，我們的內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
第一，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由於去年的行業整頓風潮受到了衝擊。行業整頓本身是重要的，大多數國家都會採取措施進行反壟斷，建立有序的公平競爭環境。資本是社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侵蝕破壞社會的其他部分。但行業整頓政策執行出現一些問題。去年民營資本主要投資的幾大服務行業——教育培訓、房地產、互聯網平臺經濟——同時受到整頓政策衝擊，很多地方在政策執行中採取「一刀切」的做法產生了較大的收縮效應。這幾大行業原本是吸納就業的重要民營經濟領域，這些行業的收縮造成了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
第二，民營企業家進而對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產生了擔憂。儘管一些地方糾正了過激做法，有關方面也通過各種辦法消除民營企業家的憂慮，但信心和預期的恢復需要一些時間。
第三，一些關於民營企業有罪論的民粹聲音通過社交媒體被無限放大，甚至有激進的民粹主義者把所有經濟問題歸諸于民營企業，並且對民營企業家進行無底線的攻擊，這進一步加劇了民營企業家的恐慌。
第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識轉化為行動也需要一些時間。2021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對民營企業來說是一個鼓勵。但在落實過程中，以往監管過多的慣性依然存在，地方一些部門難以將工作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來，更遑論服務企業，企業面臨的「婆婆」仍然過多。
持續兩年多的新冠疫情疊加這些國內國際因素，給我國的經濟運行帶來了巨大風險，就業形勢嚴峻、財政收入減少、企業主體活力不足、消費滯漲等問題突出。發展還是硬道理。以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也很多，實際上從來沒有過一個沒有問題的階段，但因為有發展，許多問題可以邊發展邊解決，甚至不用刻意去解決，很多問題就在發展過程中自行化解了。
但是一旦經濟發展放緩，這些問題所誘發的風險極有可能連環式爆發。如果不能及時有效應對，經濟風險可能會演變為系統的社會風險，甚至帶來全域性風險。也正因為如此，近來經濟學界開始出現「救經濟」的呼聲。
西方經濟學無法解決中國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界就如何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諸多討論，政府也推出了很多相關措施。近來的討論趨於激烈，有關部門對經濟的現狀也頗為擔憂。無論是經濟學家的診斷還是有關部門的解決方案，都需要直面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找到中國方案。但在這些方面，形勢同樣不樂觀。道理很簡單，一旦對問題的診斷出現錯誤，並且開出了錯誤的藥方，那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惡化問題。
目前中國經濟學界開出的藥方基本上可以分為三派——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包括貨幣主義）。
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的本質是無序的，資本只要有利可圖就會無限擴張，所有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源在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資本擴張，因此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一些人根據這一理論邏輯把經濟問題歸責於中國的民營企業，認為只要把民營企業管理好天下就太平了。馬克思是針對當時的西方提出這些觀點的，因為西方盛行的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一旦把馬克思的觀點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化，就具有了原教旨主義性質。這些觀點通過社交媒體放大後，與民粹結合，極大增強了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民營企業的不安全感，造成政府和民營企業之間、社會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對立。實際上，中國憲法早就承認我國是採取混合所有制的國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都是合乎憲法、受法律保護的。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市場自身很難實現均衡，在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國家干預。在中國，每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凱恩斯主義信仰者就主張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大規模搞公共工程建設。的確，基礎設施建設不僅直接拉動經濟增長，也為長遠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問題在於，今天的中國，我們仍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已多次推進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今天中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幾近完成，在很多方面擁有了世界上最具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更是超前建設。未來基礎設施建設仍會繼續，但要由數量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才能成為高品質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
不是靠增加支出規模，而要靠提高支出效率。如果再靠增加財政支出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那麼就會變成「拆了建、建了拆」的經濟活動。儘管這樣的經濟活動也會產生GDP，但這是人們所說的「帶血」的GDP，不僅會造成巨大的浪費，更難對民生生活帶來實際好處。
新自由主義可說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市場至上，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形式的干預。中國學者所崇拜的哈耶克是典型的代表，他認為政府的干預是「通向奴役之路」。這裡「政府的干預」既指當時蘇聯的計劃經濟，也指當時英國等西方國家的「福利社會」。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崛起是對二戰之後西方諸國採取凱恩斯主義的反對。
新自由主義者針對當時西方經濟的滯漲開出了所謂「私有化」的藥方，在金融上放鬆甚至放棄金融管制。儘管新自由主義導向了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也導致了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可以說是今天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背景。因此，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西方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攻擊越來越甚。今天，儘管中國的經濟學界仍然有不少人崇拜新自由主義，但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既不符合中國國情，也沒有憲法上的合理性。
例如，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在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中國的憲法規定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際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更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是西方近代以來「政治經濟分離」的產物，即基於西方的實踐論證了政府干預經濟的不合理性，但是中國的經濟哲學則不一樣。
自古至今，在中國的經濟哲學裡，政治和經濟不可分，管理經濟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近代以來，政府的責任在「管理經濟」的基礎上又加上了「發展經濟」。可以說，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既沒有理論合理性，更沒有政策可行性。
一句話，無論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是圍繞西方的經濟問題所提出的西方命題和西方方案。這些主義對問題的診斷、對命題的形成和對解決方案的提出等方法，我們都可以學。但如果把這些理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實踐中，那麼就會大錯特錯。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中國的成功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今天如果我們要有效解決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更需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現在有關部門採取的措施類似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在凱恩斯主義方面，繼續搞大規模公共工程建設，同時通過國有企業保就業，限制資本流動；在新自由主義方面，搞量化寬鬆，擴大貨幣發行量等。但在實際層面，這些措施有可能會產生惡性循環，進而在中長期惡化經濟形勢。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潮已經過去。其它方法所產生的負面效果也不可忽視。
例如，限制資本流動反而會使資本更恐懼，進一步加劇資本的流失。資本的本性是流動，只有在流動中才能產生利潤，資本一旦被限制流動，資本的本質就被改變了。再如，量化寬鬆後大量資金通過國有銀行系統流向國有企業，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可以保住國企就業，進而對社會穩定有一定作用，但這樣保就業保社會穩定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民營企業吸納了我國80%以上的就業，如果央行放出的資金不能如預期的流向中小型和微型民營企業，那麼穩就業的總體效果就會非常有限。而且，用國有企業保就業，只是暫時地幫助就業，無助於整體生產力的提升；更甚的是，資金流向國有企業必然導致國有企業的擴張，國企的壟斷地位會進一步強化，從而進一步壓縮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從以往經驗來看，民營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失業不可能靠國企擴張來吸收，而只能靠民營企業本身的發展來解決。
重振中國經濟的十點建議
傳統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都是基於西方問題、西方命題和西方方案之上的西方知識體系，中國可以學習借鑒其合理的方法和理念，但更需要的是界定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找到中國方案。如何做？中國政治經濟學有三大傳統，包括已持續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有近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有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和實踐。中國政治經濟學雖然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學理化，但實踐經驗非常豐富。
我們可以從《管子》和《鹽鐵論》尋找智慧，可以從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中尋找智慧。這些經濟學經典「吾道一以貫之」，都反映出中國經濟哲學的核心，即「輕重」、「平准」、「均衡」。這些理論無論對理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提出中國經濟命題，還是找到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案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並且，較之任何源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也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基於這些源自中國實踐經驗的經濟思想，針對如何解決當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十點建議：
第一，保持政策中性。
無論是「輕重經濟學」還是「平准經濟學」，核心點都是政府中性的經濟政策，即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為了實現各部分之間的均衡，從而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在《鹽鐵論》記載的法家和儒家爭論中，法家指出了私人壟斷的負面結果，主張國家壟斷的必要性，而儒家指出了國家壟斷的負面結果，認為國家壟斷會導致政府與民爭利。無論是國家壟斷還是私人壟斷都會導向負面結果，兩者都是有經驗證據證明的。在實踐中，一些關鍵的經濟領域由國有資本主導，而大多數民生經濟領域則由民營企業主導。
對政府來說，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是經濟體的有機構成。歷代政府都不會像今天人們那樣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國企或者民企，而是秉持中立的觀點，用「輕重」之法來實現「平准」，即經濟的均衡發展。今天，我們再次需要這種中性思維。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具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合法性，都是市場的主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各有勞動分工，而不是惡性競爭。不應用意識形態來看國有或民營企業，而是從均衡角度來看分工。
現在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的性質被意識形態化，取決於人們從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者經濟學理論出發。這是最大的思維問題，導致了人們的思想不能解放，陷入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式的思維模式。
第二，調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結構。
為什麼有的民營企業要「躺平」，要出走？房地產、互聯網、教培三大行業是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的大本營，去年的整頓政策客觀上導致了民營企業生存空間大幅縮小。在目前的形勢下民營企業如果要發展，應該去哪裡呢？外資的困境也一樣。從政策看，在很多領域外資現在是可以獨資或者控股的。但經驗地看，外資主要是與民營企業合作，民營企業的空間縮小了，外資也無處可去。因為種種原因，外資很少和國有企業合作。
但如果一旦外資和國企合作，那麼中國民營企業的空間會變得更少。今天，民營企業獲得空間的前提是破解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失衡的問題。目前地方政府企業化、地方政府佔據著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並且地方政府惡性競爭的現象有增無減。這個趨勢不逆轉，民營企業空間會繼續減少。
依據「平准經濟學」原理，大量的地方國企和基層的集體企業，尤其是已虧損的地方國有企業，就應該民營化。如果以後國企民企兩邊不平衡了，政府可以再收購，這就是平准經濟學的要義。如果一些地方國有企業存在民營化的困難，也可以參照近代「官督商辦」的做法，讓民企來運作地方國有資本，以提高經濟效率。
第三，塑造大型企業開放環境。
在許多國家，中小型企業都發揮著就業創造、技術創新、擴大稅基、增進公平等作用，在中國更是如此。中小企業是就業大戶，也是創新的主要來源。雖然現在中國有一批大型民營企業像騰訊、華為等成為創新主力，但也要思考如何才能培養出下一個華為、騰訊？如果大型企業都封閉式創新、封閉式發展，中小微企業創新的環境就會很難。
美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是存在技術分享的，如果一家獨大，美國的反壟斷法律就會大棒伺候。所以中國不僅是國有企業要開放，大型民營企業也要向中小型企業開放，形成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平臺，共同形成良好的創新生態。同時，國有企業也要改變封閉狀態，可以向民營企業開放，讓出一些空間來。現在大多的國有企業表現為一個龐大的封閉系統，什麼都是自己生產。這種方式阻礙著勞動分工，因此也阻礙著技術升級和創新。
國企的開放，不僅有利於拓展民營企業空間，也能提升自身的技術和創新能力。一句話，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必須塑造一個開放的環境，既有利於自己的發展，也有利於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第四，調整優化國有企業的佈局。
近年來，國企從「管企業、管領域」開始向「管資本」的方向發展。國企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公共服務。現在混合所有制還是以企業的形式出現的，理論上說在競爭性商業領域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後可以讓私人資本或者外資控股的。改革初衷也是這樣，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商業領域和競爭性環節或者只是以資本的形態存在。
然而，現實中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常常面臨兩難，國有股東擔心國有資產流失，非國有股東擔心利益受損，推著推著就遇到困難。因此，混合資本需要給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留出更大空間。混合資本不一定是企業的形式出現，出資人代表不必出現在一家企業裡，比如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PPP，也可看成是混合資本的一種。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在公益性領域也可以資本的形式與私人資本共存，由管企業轉向管資本，用「官督商辦」釋放活力。
國企的運行邏輯與民營企業是不一樣的。比如現在國資要做風投，但是風投是考慮長遠利益，而國資受限於領導的任命期限只能關注短期利益，這從本質上是不匹配的。表面上來看國資做風投是幫助民營企業，但實際上卻改變了民營企業的生存邏輯，民營企業不去發展技術反而轉向政策尋租。多年來，中國的國資運作一直在向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學習，但人們並沒有理解這一模式的本質。人們往往把這一模式理解為國企高管的高工資（市場）。但實際上則不是。淡馬錫模式的本質是「官督商辦」，即國有資本要按市場方式來運營。然而，目前中國仍以「官督官辦」為主，效率低下的同時也滋生了許多腐敗。
此外，學淡馬錫模式需要十分小心。新加坡是城市國家，不需要完整的國民經濟結構，只求進入國際產業鏈並佔有一席之地。新加坡沒有強大的民營企業，也不需要強大的民營企業，因為整個城市國家就是一個公司。但中國不一樣。如果國有資本亂竄，到處介入民營資本，那麼民營企業就不會有實質性空間。現在的這個趨勢如果不糾正，就會導致進一步侵蝕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第五，形成健康的金融結構。
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是真正需要資本的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被」給資金。金融業基本是國有銀行為主體，主要服務物件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所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務。儘管各大國有銀行也設置了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但動力不足，甚至沒有動力。發展得好的大型民營企業也是國有銀行的服務物件，但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國有銀行向這些企業提供過於「便宜」的錢，那麼這些民營企業就會不自覺地走向政策尋租，導致競爭力的弱化，甚至是最後的倒閉。
因此，應該組建一批專門服務於中小企業的中小型銀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使美國金融復蘇的不是華爾街，也不是大型銀行，而是社區型中小型銀行。大型銀行僅起到穩定作用，真正起到經濟復蘇作用的是與民生經濟真正相關的中小型銀行。
有三條調整路徑，一是要推動專為中小微民營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發展，政府可以根據「平准原則」限制民營金融的規模、服務物件和區域。二是設立大量的中小型國有銀行，專門服務於中小型和微型企業；這些銀行的考核標準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不同。三是引導量化寬鬆資金進入這些與民生經濟、創新創業有關的中小銀行。現在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中央要求銀行資金導向中小型和微型企業，但絕大部分銀行還是千方百計地用各種辦法把資金導向國企或者大型民營企業。這是結構錯位所致。如果金融結構不解決，中國的中小型企業貸款問題無法解決。
第六，建設國家統一市場。
各種跡象顯示，我們到今天還遠沒有實現國家統一市場。新冠疫情兩年來，儘管國務院三令五申，給出防疫政策的指引，但各地依然我行我素，健康碼、核酸碼互不承認。這是行政分割的問題，是規則、標準不統一的問題。這裡面至少有兩大因素。
一是企業層面惡性競爭，缺乏統一標準。比如在汽車工業領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但卻沒有自己的規則和標準。傳統能源車領域由於我們處於後發位置沒有自己的標準還可以理解，但是新能源車領域，中國已經趕上世界水準甚至處於領先地位，但該領域中國仍舊沒有自己的規則和標準。互聯網領域也沒有能夠「走出去」的規則和標準。
二是地方政府之間惡性競爭。美國企業也會惡性競爭，但是美國通過相關政策強迫企業互相開放，然而我們的政府不僅沒有發揮作用，反而通過建立護城河等方式説明了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這也導致了我們的企業大而不強。因此要花大力氣建立全國統一市場，至少需要在企業和地方政府層面進行改革。
第七，實行制度性開放。
開放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實行開放，一是「走出去」 ，二是「請進來」。目前被美國封鎖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要繼續走出去很難，即使走出去也只是到亞洲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無法走到歐美等市場。因此走出去的責任需要民營企業來承擔，這就需要政府調整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援民營企業在海外做大做強。「請進來」在以往很成功，今天需要繼續推進。
必須注意到，雖然我們在話語表態上越來越開放，但實際執行中卻落不到位，這也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市場空間縮小的問題。外資引進與民營企業發展是正相關的，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了，外資就進來了。開放需要制度和法治作為保障。因此，開放需要從政策層面提升到制度層面，用制度來保障，用法律來保障。制度性開放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有助於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
第八，鼓勵民企走出去。
如前所述，因為「平准」的需要，國家對民營企業的規制要多於和嚴於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儘管沒有國有企業，或者說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不構成任何競爭，但對民營企業還是需要各種規制。對民營企業所構成的壟斷，西方國家更是確立了系統的反壟斷制度。在中國，對民營企業的規制不僅僅是民營企業領域的反壟斷，更是要回避民營與國企發生競爭的情況。
不過，這樣做，給中國企業「走出去」造成了結構性困局。中國資本、企業與相關人員需要「走出去」，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需要世界市場，更是因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互相需要，並且作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之一，中國需要為穩定世界市場多提供公共品。因為世界地緣政治的變遷，國企「走出去」變得越來越困難，「走出去」的責任需要民營企業來承擔。這就需要政府調整對民營企業的政策。
中小型民營企業要不走不出去，要不走出去了不強。民營企業只有發展到一定規模才能夠走出去。如果在國內要求民營企業做小做強（平准經濟學），那麼在海外就需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
第九，強化政策調整的可預見性。
政策調整是各國的普遍現象，即使是最自由的經濟體也有政策調整。然而，任何政策調整都會產生成本，給企業帶來不確定性。因此需要法治，需要可預見性，根據法律來調整經濟政策可降低調整成本，為企業為市場提供可預見性。以往由於行政干預的習慣，我們的一些政策調整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成本太高，更難以形成有效的預期管理。
各級政府尤其要避免疾風驟雨式的企業整頓。通過法治的方法為企業設置底線，觸碰到這些底線就會面臨政策整頓，這樣企業對整頓就會有穩定的預期。同時，各級政府也要為自己設置法律底線，必須確保這些底線是法律，而不是隨意的行政命令或者政治決定。
第十，設立專業的、中性的經濟政策機構。
無論是「輕重」還是「平准」，都要求經濟政策和決策能夠超越短期利益或者局部利益，從國民經濟整體健康發展出發來制定政策，否則經濟政策決策會演變成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這方面我們是有制度優勢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也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從操作層面來說，經濟決策機構要涵蓋盡可能多的利益相關者，由政府協調、指導和主導，綜合所有相關方的利益，由專業經濟政策研究者協助政府制定均衡經濟政策。
鄭永年，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