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經濟嚴峻發錢是關鍵　學者：時代一瞬間，可能是幾代人的命運

本文為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近期在某經濟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來。此篇為文章全文，《香港01》獲公眾號「如是金融學院」授權轉載：

當前，國內經濟是嚴峻的，無論是官方、學界還是資本市場都認識到了。當然這個話說起來很容易，但背後的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經常講一句話，經濟數據宏觀上是大勢所趨、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微觀上是社會百態、萬家燈火、悲歡離合。

更深遠去想，時代的一瞬間，對普通個體而言，可能就是幾代人的命運。

形勢緊迫，特別要重視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說實話，從我個人從業的角度來看，確實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嚴峻危機的狀況，我希望以後不要再見到了，希望這是一個底部，當然這是一個善良的願望。

兩個問題是關鍵：一是增長，二是就業。

關於經濟增長。國內有機構測算中國2022年二季度GDP增長有可能跌破4%或3%。這是大概率，甚至可能更差。從國際機構對全年的預測看，OECD預測為4.95%，IMF預測為4.4%。顯然，這沒有充分考慮三月以來中國疫情情況。很多機構給出不同預測，今年大家對經濟分析預測分歧比較大，有很多不確定性，特別是國內的疫情防控政策，有些國外機構甚至給出更悲觀的預測數據，實際上現在爭論這個問題意義並不大。

從目前觀察和感受到的情況看，在二季度中，原來我們希望在4月底結束目前疫情防控的狀況，現在看要到5月底了，有些地區甚至要更久，這對經濟的殺傷力還是比較大的。

沒有增長就就沒有一切，增長是基礎。事實一再提醒我們，發展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關鍵。

關於就業問題。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比3月上升0.3個百分點。有媒體機構給出的青年人失業率，十分驚人——16-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為18.2%，創下歷史新高。其他一些媒體和機構也給出了數據，非常慘淡。年輕人現在的就業率太低了，失業率太高了。無論是媒體和機構提供的調查統計，還是我們自己切身的感受，問問各個學校的書記、校長、院長們，問問身邊的這些學生，包括和往年的感受相比，大家都能體會到。

我想說，這屆年輕人太難了！現在整體上對年輕人的各種環境確實非常不友好，這一屆年輕人好難。我希望在考慮就業問題時，特別要考慮年輕人的就業，穩住年輕人的就業。這怎麼強調其重要性都不為過。對個體而言，這是生存與發展；對社會而言，這是穩定和公共政策；對國家而言，這是儲備和希望。

我常想，回到20年前，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怎麼想，會不會絕望？會不會躺平？會不會懷疑一切、批判一切？

執行中央政治要求不能運動化，要用法律法規制度建設落實政治要求

除疫情影響之外，還有一些和這幾年經濟下行，與信心有關，與「預期轉弱」有關。最近流行一個詞叫「非意圖性後果」。

我自己觀察到的現像是2021年以來非意圖性後果比較多，我們自己也在分析原因。我們發現出現了非意圖性後果之後，有的進行了政策糾偏並且起作用了。比如2021年年底為了完成雙碳目標很多地方拉閘限電，從上到下都做了政策糾偏，很快也得到瞭解決，這是不錯的一個範例。但有的不是沒有糾偏，是發現糾偏不動，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觀，這體現在很多行業裡。

我們分析原因是，各部門在落實中央要求的時候，一定要清楚一點，中央的政治要求不是現實的法律制度，要把政治要求和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結合起來，要用法律法規制度構建來落實政治要求，體現黨的領導，不能運動式落實政治要求。

根據政治要求從建章立制的角度去進行共同富裕、互聯網管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教育行業改革等等，依法合規去進行行業管理。從企業角度，還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從黨政機關角度，法無授權不可為。

企業、市場、資本、投資者，是不怕要求嚴，怕的是不明確、無法量化、邊界模糊。從這個角度來看，落實中央各個領域的政治要求，主要靠各個部門通過建章立制，完善原來的法律法規體系去實現，而不是直接把政治要求直接通過行政命令或行政措施的方式去落地。如果在做政策執行錢能夠跟相關的行業從業者、企業有比較好的溝通，做好預期管理是比較好的情況。

問題不是不清楚，辦法不可謂不多，為何仍然是這種局面？值得深思。

我們現在的很多討論，見小而不見大，揪著一個細枝末節長篇大論，主要矛盾沒有人說、不敢說、不能說，這是可悲的。其實哪有那麼復雜，無非就是兩個大問題：法治化、市場化。再具體一點，就是：必須以法律保護產權。

必須盡快恢復金融和經濟的流動性

流動性有多重含義，這裡不細糾。表達也許不夠嚴謹，但願詞達其意。

先看金融流動性，從2021年下半年政府就在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寬貨幣」到「寬信用」遲遲傳遞不下去。從2021年央行第三季度例會開始就提出放鬆貨幣閘門，後面閘門鬆了，降準了，但商業銀行的金融資源，無論是信貸還是對實體企業的支持都傳遞不下去，當時考慮到有疫情，有部分城市自然災害的原因。

2021年第四季度下大力度，下決心通過降準降息的方式鬆動貨幣「閘門」，不過直到現在實體經濟的需求還是比較微弱的，從寬貨幣到寬信用始終走不通。這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史和金融史上極其少見。甚至可能比1998年通貨緊縮危機，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更為嚴峻和明顯。金融流動性的停滯逆轉可能是因為經濟下行的影響，可能是因為疫情沖擊，但實際上是信心問題。這時需要用超常規政策把金融流動性重新啟動起來，而不是像現在負循環，逐漸的收縮。現在金融、地產、互聯網，一級、二級，幾乎都在收縮，如果你認為這還是正常現象、這還是政策想要的效果，那就沒法討論了。

再看經濟流動性，這主要體現在交通物流通暢與否。有關部門已經開會進行了討論，在疫情防控中部分地方出現交通物流的中斷，政府部門進行了糾偏，有所改觀，但效果並不明顯。一個經濟系統的“動脈和毛細血管”都出現梗阻，這就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了。

「印錢」、「燒錢」、「發錢」，「發錢」是關鍵

現在的建議很多，大家也看到了問題的實質，盡管側重點不同。我認為要從三個方面著手解決。除了根據疫情情況統籌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關鍵問題是要膽子大一些，要有超常規的舉措，我稱之為三個「錢」，印錢、燒錢、發錢。

首先，「印錢」是繼續保持貨幣閘門相對寬鬆。要毫不猶豫的繼續降準降息，消除既要又要的保守思想。兩害相權取其輕。

其次「燒錢」是做一部分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新基建投資，這是必要舉措。對基建投資和地方政府加槓桿，要避免「妖魔化」思維。

最後是「發錢」，這是關鍵問題。2020年很多學者都提過，大家分歧都比較大。我個人是堅持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要從過去的印票子，拉動基建投資，進而拉動整個經濟的模式，轉向印票子、給脆弱群體和中低收入群體直接發現金，拉動消費來實現經濟管理或者經濟引擎啟動方式的轉變。在這三個「錢」中，發錢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政府盡快扭轉局面，解決兩個流動性問題的核心抓手。

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都是權宜之計。根本之計在於：休養生息、寬政待民、保護產權、不折騰。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驗就是：每一次高速增長和繁榮，都是來源於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而一直不變的背景和基礎就是：法治化和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