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上京．三｜香港利益固化 特首為地產商還是為市民開新篇？
李家超5月8日當選香港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5月28日起程訪京，預計30日接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頒發委任狀，兩地不少民眾期望他能治理好香港，更關心他當選後能否提早通關，發展好粵港澳大灣區。
回歸以來，香港根本問題在政治還是民生，多年來持續引起香港和內地民眾議論。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來，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SARS（沙士）、佔中、反修例風波等多個挑戰，經濟民生「老大難」的深層次問題也未有得到解決，香港政府在治理上責任重大，任務艱巨。
李家超要團結和帶領740萬香港居民，同為香港開新篇，讓香港市民真心朝向政府、香港和國家，政府有必要深入了解香港問題的本質和原因，並探索解決方案。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何25年來，香港特區政府都沒能解決香港問題？」
此為「李家超上京」系列專題第三篇。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最新發布的《2021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七位，香港在「政府效率」的排名維持在榜首，但在「經濟表現」、「營商效率」及「基礎建設」的排名則較上一份報告稍低；在子因素方面，香港在「商業法規」繼續排名在全球第一位，在「國際貿易」、「稅務政策」、「金融」以及「管理方式」的排名亦保持於全球前三名。但是，為何仍解決不了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多年關心香港深層次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解決之道是發展香港經濟，通過發展經濟，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解決住房問題。如果李家超能達到其改善住房計劃的目標，就能奠定香港長治久安的基礎。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去年（2021年）也表示，香港的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心問題，市民的認知不足，政府要做好解說工作。梁振英強調，如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所有問題就「一天光曬」，是低估問題，必須透過完善選舉制度，堅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逐步解決香港的問題。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19年發表文章，罕有評論港府指「政府犯下嚴重的政治判斷失誤」，低估港人對內地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及香港日趨「內地化」的關注，引發社會對警隊很大的不滿。
李國能認為，在《基本法》之下，特首是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但香港人感到特首過度側重前者，他認為特首必須為香港人更多發聲，並彰顯於人前。言論反映內地和香港政府在政府治理和政治判斷的不足，香港問題是政治問題，也是人心問題。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近日也表示希望李家超完善國安課題之後，重新檢視政制是否有可改進地方，而政制改革正是為了讓政府有更有效的治理結構。
前行政會議召集人、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在《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中指，特區政府必須制訂一套政黨法，並鼓勵政黨健康地發展； 政府亦應提升公民教育的素質，栽培更年青有為的政治人才，鼓勵有能力的公民多參與政治。
在香港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鍾士元當年建議成立《政黨法》符合香港的發展利益。如今特區情況更符合中央對港基本方針政策，中央主導進行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方針政策下，更適合發展政黨政治，讓香港政制公平、公正和順利發展。
善治不能說一定能解決人心問題，不過逐步解決香港的問題，能夠增加香港市民對政府和香港的信心。有效的治理結構是香港治理的核心。治理香港，政府要聆聽人民心聲，回應現實需要，堅持實事求是，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敢於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李家超近日重組政府架構，增設3個副司長，增至15個政策局，研究設立「政策研究組」，強化統籌，聚焦協同，反映新政府也試圖直面自身治理和結構的問題。
李家超盼建「會做事」的政府 鄭永年：做成事很重要
被問到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鄭永年在訪問中，解讀「愛國者治港」。他認為，愛國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原則，要實施「愛國者治港」必須確保候選人是香港人，不是外國公民；必須在行政管理上，有豐富治理香港的經驗；獲選人必須有能力。
李家超出身警隊，在港府工作45年，曾任保安局局長、政務司司長等職務。鄭永年認為，警隊出身的人也能當政府首腦。艾森豪將軍當過美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當過法國總統，也能從事政治，外國政客批評警隊，明顯是雙標，無稽之談。
李家超在政綱中表態，將推進建設「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對管治者提出了新高要求稱管治者「不僅要想幹事，還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治港重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而治理不是說的，而是做的。
而在「一國兩制」之下，治港者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年底通過「香港國安法」草案前，李國能曾發文質疑，由特首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損害香港司法獨立。
特區政治體制以行政主導，在行政、立法上已經比較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在司法獨立的司法機關如何落實「愛國者治港」想必成為香港未來25年治理的問題，也是香港市民也比較關心的議題。
鄭永年表示，香港發展了很多年，一些利益固化了，比如金融和地產。蛋糕「固化」，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做加法，在新的產業裡找機會。否則怎麼實現社會階層流動？怎麼給年輕人以希望？只有通過發展才能流動。
鄭永年認同李家超的「會做事、做成事」的理念。他提到，香港不缺會說的人，描繪藍圖很多人都可以，關鍵是怎麼實施，路徑怎麼走。民生、住房問題說了很多年了，不少香港官員去新加坡學習過，就業怎麼解決，產業結構怎麼調整，都是長時間積累的問題。藍圖變成現實需要可靠的政治基礎，沒有政治基礎，提出一個方案，久拖不決，藍圖會在政治裡消失得無影無踪，什麼也做不成，所以李家超要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做成事」很重要。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就曾稱香港是「失治之城」，他批評港府不作為，忽視青年聲音，才會激起市民對政府及社會所積累已久的不滿。在《失治之城》一書中，他指「官商共治」是社會不公義的根源，加劇了貧富不均現象。
他批評，商人出身的前特首董建華迷信商業模式，盲目認為「官商共治」能解決自己無力帶領政府並提升行政效率的問題，嘗試以高官問責制統攬大權，用商唯親， 並削弱以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為首所統領公務員的文官系統。
前特首董建華2000年在立法會介紹問責制方案時說：「實行「問責制」，根本上要解決的，是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延續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可以回應社會訴求，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台。但是，現行的公務員制度下的終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與這樣的社會訴求並不符合。」、「問責官員要承擔責任，他們就要重視民意，更要體察民情和勇於面對市民大眾，以政績表現贏取市民大眾的信任和支持。這樣，特區政府將變得更加開放，更直接聽到市民的聲音，更能夠及時回應市民的訴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礎的政府。」
22年來，主要官員有沒有回應社會訴求，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台，「問責制」是否有效，社會自有公論。
歷屆特首都嘗試將商業模式和商界精英引入政府，以此分攤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並積極為商界謀求利益，加深「官商共治」的既得利益格局，令香港成為大資本家的牧場。
面對種種「失治」問題，顧汝德認為香港市民一直在忍耐着政府的無能，港人不可能無限期地包容。在25年來，港人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政治或行政方法改變政府，也不可能把意見 直接傳達中央以制衡政府，只能無限期地包容， 並透過司法覆核制衡政府，把獨立的司法機關當作政治舞台， 甚至不切實際地奢望外國勢力能影響香港內部事務，形成香港社會無法修補的撕裂和不信任。
香港近年出現種種政治動盪，香港政府和商界的「官商共治」無法解決長期以來的民生困局，為中央更積極在香港落實全面管治權埋下伏線。
顧汝德在2019年接受香港01訪問時，直言林鄭月娥最失敗之處是無法解決住屋、醫療服務、老人與殘疾照顧以及高等教育方面的嚴重短缺問題。雖然不全然是她的責任，而是該歸咎於首兩任特首拆毀了香港的社會保障網。
他認為，林鄭月娥上任時沾沾自喜地聲稱，有「管治新思維」及「理財新哲學」，卻繼續承傳其前任的管治思維，墨守成規複製「官商共治」模式，以「量入為出」為理財桎梏，其實並未有管治新思維、新哲學去解決香港長期以來的問題。他說，好領袖可以解決香港問題，而這個領袖必須「兼聽齊明」、「任人為才」。
要為民發展，為民開新篇，難免會動到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而香港大地產商是民生、經濟、產業等範疇的最大得益者。外媒《路透社》去年9月報道，梁振英曾稱，由於大亨們與香港的政經關係密切，北京很難將他們完全排除在外：「他們是相關的政經生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香港需要謹慎，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報道也指，中央政府向香港地產商提新任務，需支持北京及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不過，地產商是賣家，市民是買家，要賣家放棄利益為買家想一想，為他人作嫁衣裳，不符合資本主義，也不符合經濟原理。而香港地產商多年來都是中央政府的親密盟友，在内地有豐富的人脈和資源，對各地政府都有經濟貢獻，地產商會服從新特首、政府、治港者的「胡蘿蔔加大棒」，還是「你有你的口號，我有我的生意；你有你的後台，我有我的後台」，耐人尋味。
香港問題不會單因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新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當選而解決香港問題，這些只是香港由亂轉治的基本條件，而是應該不避利益固化的問題，考慮制訂一套政黨法，並鼓勵政黨政治在香港健康發展，正本清源解決治理問題，才能為民解患，為香港開新篇，讓香港市民真心朝向政府、香港和國家，讓國家和香港共富共榮。
誠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治港者要「想幹事、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才能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香港和香港市民安居樂業，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生活在香港感到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