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 | 今年GDP增速目標定於5.5%　不足以扭轉弱預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22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相較於2021年定的GDP目標下降了0.5%。反映出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值得注意的是「 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進入政府工作報告，並且報告中亦沒有再提「穩字當頭」。

結合看公布的2021年各地政府工作報告會發生，超過20個省都下調了GDP目標增速，加權平均GDP目標增速較2021年下調0.7個百分點。如果簡單按此計算，2022年增長目標從6%降到5.5%，是合理的。

但換個角度看， 李克強在去年總理答記者問時說過這樣的話：「6%以上是開了口子的，實際過程中也可能會增長得更高一點」（2021年GDP目標定為6%）。「GDP增速定為6%並不是定任務，而是旨在引導預期，希望把預期引導到鞏固經濟恢復增長的基礎上，推動高質量發展。」這裏透露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訊息，GDP增速目標一個最為重要的作用是——引導預期。

以此角度看，2022年定5.5%經濟增速目標，不夠。今年最強烈的問題是什麼？正是預期轉弱！

2021年完成8.1%增速，是不容易的，特別是到了年末，中國經濟形勢出現了明顯承壓。年底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官方到學界、媒體，「形勢嚴峻」、「下行壓力」等詞頻頻出現。最麻煩的是，社會上，強烈的「預期轉弱」，在各個階層都能明顯感受到。

須知，預期轉弱，即國民對未來信心不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何扭轉預期？方法古老而又傳統，也是中國經濟的「法寶」——「發展是硬道理」。很欣慰，此次工作工作報告上赫然出現——「 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沒有發展就什麼都談不上，如果沒有高經濟增長速度，其他任何目標都難以做好。

2021年中國全年經濟按年增長8.1%。 分季度看，一季度按年增長18.3%，二季度增長7.9%，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4.0%，為2020年二季度以來最低。坦率說，雖然看數字似乎還不錯，其實去掉上一年的基礎效應，是低於潛在增長的。

而且，如果綜合PPI和CPI數據，PPI自2012年3月起連續54個月為負增長，CPI在過去十多年基本上不超過2%，去年下半年略有抬頭，但最近又回降，這說明中國經濟運行有通貨收縮的趨勢。在如此「弱」的情況下，就應該拿出一個更加「振奮」的目標。就是李克強那句話「GDP增速定為6%並不是定任務，而是旨在引導預期」。用一個更高的目標去引導預期。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這麼多年以來，從未出現過完不成經濟增長目標的情況。在2018年中美貿易糾紛的複雜背景之下，中國仍取得了6.6%的GDP增速。2019年則實現6%的增速。2020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雖然未設定GDP增速目標，但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經濟體。2021年是在恢復性增長的基礎上前行，世界經濟復甦仍充滿不確定性，然而又取得了8.1%的增速。

從政府角度，對於經濟預期的制定，需要綜合考量內、外，以及不可預期的各種變量，坦白說，5.5%的目標亦是有相當壓力的，但當下中國經濟正被「弱預期」籠罩，打破迷霧往往需要一股精氣神，一股向上串的強大動力。

梳理「結構性問題」和「經濟增長」關係

而且，做中國經濟研究更要避免陷入一個方法論上的誤區。近年來，在各經濟學家的文章中，出現了更多的說法——人口老齡化、產能過剩、投資—消費—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收入分配不均、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區域經濟不平衡、城市化滯後、環境污染導致資源枯竭、規模收益遞減，諸如此類的因素，這一籮筐的問題又紛紛跟一個詞掛鈎——「結構性問題」。但凡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人，近年來對這個詞完全不會陌生。

中央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但基於此而衍生出「中國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解決，經濟就無法增長」，或者認為，「如果追求經濟增長，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可能被忽視了」，這是不是把「結構性問題」和「經濟增長」對立起來？許多人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認為由於這些結構性因素存在，所以經濟增長速度必然這麼低，甚至「推崇」低。這個悖論的出現就存在極大問題。

結構性因素一般來講是慢變量，且每個因素在不同時期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也不同，在幾十年間潛移默化且積少成多地影響着經濟增長，但總的來講，單個結構性因素在較短時間內對GDP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改革開放後GDP增長率最高值為1984年的15.2%，其次是2007年的14.2%，中國確實保持相當長一段時期10%以上的增長率。如果說從15%降到10%是結構性因素導致，那麼從10%降到9%、8%、7%、6%甚至5%，就不能都歸結為結構性因素。結構性因素肯定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它是長期的影響因素，而經濟增速年度和季度的變化，就不能用長期的慢變量來解釋。

什麼因素會影響短期宏觀經濟變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費、投資、政府開支、進出口。例如，受疫情影響，旅遊出行、休閒娛樂等服務消費的需求都明顯下降；又如，由於經濟增速下降使得預期投資回報率下降，那麼，投資意願自然也下降。總之，無論是疫情導致的非正常性因素，還是經濟在經歷長期高增長之後出現的自然回落，都導致了「預期轉弱」。

我們都知道，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國際外循環方面受到「供給衝擊」，而且在內循環方面，也面臨不暢，這需要通過擴大民企投資和鼓勵居民消費來順暢內循環。這其實就需要推出一些「超預期」的舉措去刺激經濟的增長，才能夠改變「預期轉弱」的局面。

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一點，但通貨膨脹起來，或者會產生金融危機，那說明經濟增長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現有水平，甚至還要再降低。如果沒有發生這些情況，為什麼就不能追求更高一點的經濟增長速度？要知道，強調經濟增長速度，絕不意味着忽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改革。只是必須強調，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應該努力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能為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更好的條件。反之，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

不因求穩而停步　釐清發展緩急輕重

愈是面對風險挑戰，愈要用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未來發展。經濟增長不能盲目強調，但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說出了「發展是硬道理」，這條中庸路線，不能左搖右擺，而是要大踏步，是在發展中求穩，而不是為了求穩，就停止腳步。發展，包括結構優化的發展，只能夠在發展中找到「穩」。

實踐反覆證明，在發展中一定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不可能一直「既要、又要」地順利操作，就需要分「輕重緩急」。特殊情況下，不能都要，就要先解決一些緊急情況，然後再回到相對正常的節奏。2021年情況確實比較特殊，出現了傳播率加強的Delta及Omicron變種病毒，國際國內一些情況疊加衝擊，經濟數據有一些下滑，市場和民間預期都急需要提振。有了新問題，並不是說原先目標不對，更不是說放棄，而是需要把當下的情況恢復到正常軌道上去。

中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也不會變。這是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決心和信心所在。當下「預期轉弱」，是時候來一波急增長，各方面的生機就會勃然而發。在求「穩」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輕重緩急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