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中華民族「驅日復台」　台灣同盟會曾捨身抗殖

今（2021）年恰逢辛亥革命110周年，蔡英文政府日前公布的雙十節主視覺，不僅隻字未提「中華民國」，更將年份縮短至「半世紀」，遭批竄改「中華民國有110年的歷史事實」。在政府帶頭「去中」下，近年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認為1911年10月10日，那時的台灣人還是「日本人」，因此孫中山（1866－1925年）領導的辛亥革命與台灣無關，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根據學者覃怡輝的研究，推測促使孫中山走上革命路線的契機之一，就是甲午戰爭、以及因戰敗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與被割讓給日本的台灣。當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後，孫亦派遣結拜兄弟陳少白（1869－1934年）於1897年赴台成立台灣興中會。

同樣地，當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後，亦曾在1910年派曾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灣大學醫學院）習醫的王兆培（1890－1989年）到台灣設立台灣同盟會，知名旅日歌星翁倩玉的祖父──翁俊明（1893－1943年）則是第一個會員。

由此可知，即便當時的台灣處於日本殖民底下，仍未缺席這場由孫中山主導的革命運動。當時台灣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革命相當關注，甚至孫中山本人也有幾次赴台的經歷，像是1900年，孫中山曾在台灣停留44天指揮惠州起義，並與台灣興中會成員楊心如（1868－1946年）、吳文秀（1873－1929年）見面。

儘管當時能得知、並參與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台灣人並不多，不過孫的事蹟很大地鼓舞了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並激起一番抗日的決心，因此台灣人所投身實踐的革命，是以抗日作戰為主軸的。

雖然在1895年底，「台灣民主國」抗日失敗，但是台灣人並沒有因此放棄反抗日本人，全台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日起義事件，不過也因日軍的無差別掃蕩而死傷無數。其中與孫中山革命最有淵源的，便是羅福星（1886－1914年）所領導的抗日運動。

羅福星的成長經歷相當特別，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原籍為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的客家人。祖父輩便到印度尼西亞打拼，因此羅的母親為印度尼西亞土生華僑，有着荷蘭、印度尼西亞與華人的血統。

雖然羅福星出生後便隨父母回到故鄉廣東接受教育，但他十歲時又跟着祖父到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中華學校唸書，1903年畢業後隨着祖父赴台，不僅居住在苗栗的堡牛欄湖莊（今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還就讀苗栗公學校直到1907年離台返鄉為止，總共在台灣待了4年。

據學者分析，羅福星心中的革命種子，可能於年少時在印度尼西亞唸書時便已埋下，因為當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其革命思想不僅鼓動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小老百姓，亦在海外華人之間掀起波瀾。

根據史料，當時的印度尼西亞中華學校幾乎成為興中會的分部，全校教職員高機率是革命同志，師生間更常常公開討論、傳播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而孫中山曾表示「華僑乃革命之母」，可以想見當年海外華人、華僑的投入與支持情況有多踴躍。

羅福星加入同盟會，起初在東南亞一帶從事教職與黨務宣傳等工作，並先後於黃花崗之役、武昌起義前在南洋招募同志參與革命。學者覃怡輝研究，有史料提及1908年羅福星曾向孫中山提出「驅逐日人，恢復台灣」。當辛亥革命成功後，孫遂命羅來台策動革命反日。

羅福星返回台灣後，便成立同盟會支部，以大稻埕（今台北市大同區境內）為活動範圍，進行地下抗日運動「擬以殺盡日本人，將台灣復歸於中國之領土」。羅被捕後在獄中寫一份痛斥日本政府虐政並講述革命思想的自白書，他並在自白書後寫下藏頭詩《祝我民國詞》，詩詞前綴串成「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可見羅福星的民族意識。羅福星案因具有組織、有思想與理想抱負，不同於先前的武裝抗日性質因此轟動日本朝野，在台株連甚廣，包含其本人在內，共計有20名抗日份子遭日殖政府判處絞刑。

為避免被日人發現意圖，在台灣的革命黨員名冊多遭刻意燒燬，進而難以掌握實際人數。不過根據覃怡輝的研究分析與統計，推測當時加入羅福星進行抗日革命活動的台灣人，約有1,500至3,000人。

雖然羅福星的抗日起義失敗，加上台灣於1915年「噍吧哖事件」失敗後，改以文化抗日，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及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等餘波，並未因此在台灣銷聲匿跡。最好的證明便是同盟會台灣分會成員蔣渭水（1888－1931年）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最為突出，而他亦是孫中山的信仰者，更被尊為「台灣的孫中山」。這些人的行動主張，旨在喚起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拾起逐漸被遺忘的中華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