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問題|「未富先老」或將導致經濟「三駕馬車」熄火

撰文:王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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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引發輿論熱議。爭論數據的真實與否或許並無太大意義,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未來面臨的老齡化、少子化等嚴峻的人口形勢。香港01就此專訪了人口問題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本篇為系列採訪第一篇(共兩篇)。本文內容僅代表受訪者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外界對於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真實性存在爭論,你也曾在《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是質量最差的一次普查》一文中對數據提出質疑。但如果跳出數據的爭議,從趨勢上看,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會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帶來哪些影響?

易富賢:我個人認為2020年人口普查做的比較差。儘管採納電子設備採集數據,並用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但想不到竟然耗時半年才公佈,結果更是令人失望:如同2010年、2000年普查存在的問題,2020年人口普查一樣拘泥於數據連續,導致人口數據水分很多。

即便按照官方給出的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也掩蓋不了(中國的)人口危機。比較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歐洲各國曆年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率,發現中位年齡、60歲以上老人佔比、老齡化指數(60歲以上老人/0至14歲兒童)都與GDP增長率直線負相關,而0至14歲兒童佔比則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直線正相關。

依照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發現2012年至2019年中國的中位年齡、60歲以上老人佔比、老齡化指數也與GDP增長率直線負相關,相關係數都在-0.94以上。中國的中位年齡從2012年的36歲提高到2020年的39歲,如果總和生育率有幸穩定在1.2,2035年、2050年的中位年齡將為46歲、51歲。60歲以上老人佔比從2012年的14.6%提高到2020年的18.7%,2035年、2050年將為30.3%、37.5%。老齡化指數則是從2012年的78%提高到2020年的104%,2035年、2050年將高達275%、364%。

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比原定计划推迟近一个月公布,这也是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新华社)

根據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可以推算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繼續減速,到2025年之後可能將低於4.7%,2035年連2%都很難維持,意味着2035年經濟總量比2020年翻一番(需要經濟增速平均為4.7%)的目標恐難實現。

橫向看,2020年中國各省的60歲以上老人佔比、老齡化指數與2015至2019年的平均GDP增長率直線負相關,0至14歲兒童比例則與GDP增長率直線正相關。東北的老齡化最嚴重、兒童比例最低,經濟增長率也最低。東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中國其他地方十多年,等到其它省份達到東北目前的年齡結構,經濟活力可能還不如現在的東北,因為現在東北靠全中國的轉移支付淡化了人口危機。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老年化的加速將導致社保和醫療開銷增加,而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將導致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這就意味着很多地方政府將面臨債務危機,無力進行投資。老齡化導致儲蓄率下降,勞動力減少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共同降低投資率。

老齡化雖然有消費需求,但是儲蓄率的下降將降低消費能力,因此中國今後的消費率將持續低迷。1980年代後期中國每年出生2,500萬人,這奠定了中國現在成為世界工廠的人口學基礎,有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但是即便依照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現在每年也只出生1,200萬人,意味着很多產業將後繼乏人、年齡結構老化,將大大降低中國的出口能力。

可見,投資、消費、出口這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都面臨熄火的風險。中國的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中國的房地產總值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但是隨着購房年齡人口的快速減少,房地產泡沫可能將破滅,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人口結構老化也改變社會心態,目前東北老齡化最嚴重,心態也最保守;深圳最年輕,心態也最開放。今後全中國的社會心態將不斷東北化。

01: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減少,最新公佈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總和生育率1.3。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此前撰文指出,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這種現狀是由那些原因造成的?

易富賢:事實上東亞儒家文化圈地區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10至2016年的平均生育率,阿拉伯世界、印度、拉美、美國、歐盟分別有3.41、2.40、2.12、1.87、1.54;但是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分別只有1.18、1.12、1.20、1.22、1.22、1.42。

東亞地區,受儒家文化影響,但目前生育率低,原因有五:

第一,現代社會經濟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對儒家地區的家庭價值打擊最大。尤其是,社保體系取代傳統的家庭保障體系,動搖了儒家生育文化的經濟基礎。

第二,儒家父母相信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因此對子女有強烈的利他主義。在傳統低養育成本下,會追求多子多福。但是在現代高養育成本下,會犧牲數量,追求質量。比如東亞地區普遍有「孟母情節」,過度注重教育,高昂的教育成本降低父母的養育能力和生育意願。而過長的受教育時間又擠壓年輕人的生育時間,比如現在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高達31歲,而美國還只有27歲。

第三,東亞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過高,每平方公里有1至3萬人,並且人口過度集中在大城市,高房價、高民生壓力、狹小的空間,導致民不聊「生」。而美國的即便芝加哥、費城這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也只有四千人。

第四,在基督教世界,傳統上有兩個父親(血親和上帝),現在又增加了一個(社會福利),因此非婚子比例高達40至70%(這是不可持續的),非婚生育率高。而儒家地區傳統上只有血親一個父親,並且社會福利水平低,因此日本、韓國、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左右。

東亞國家普遍面臨老齡化的風險。(Getty Images)

第五,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沒有「彼岸」,更珍惜生命(比如在對抗新冠疫情上東亞國家普遍應對較好),因此預期壽命長。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香港的出生時預期壽命高達84.1歲、84.8歲、84.7歲,而美國、歐盟只有78.5歲、81.0歲。這就導致儒家地區養老負擔最重,年輕人養不起孩子。

而中國大陸除了上述共同的原因外,還因為幾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從幼兒園就開始接受「少生」的教育。並且社會、經濟模式都是圍繞着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進行的,並將慣性延續下去。因此,即便中國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生育率也很難穩定在1.2。

01: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機構呼籲放開生育,應對低生育率和老齡化,中國的生育政策是否應該調整(開放生育)?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生育政策遲遲沒有調整?

易富賢:我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利益集團篡改人口數據,虛誇人口數據。

比如2012年我在《改革內參·高層報告》發表的5萬字的報告預測,如果實行二孩政策,總和生育率只會暫時上升到1.4,建議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但是2012年蔡昉、李建民、陸傑華等17位頂級中國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中卻恐嚇性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達到4.4,每年出生4,700萬人;即便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也能達到2.4。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預測,如果放開全面二孩,生育率會反彈到4.5,每年出生4,995萬人。

面對這種恐嚇性預測,中國中央政府於是決定在2014年先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當時,中國國家衞計委預測2015年的生育率能達到1.8,每年多出生200多萬人。而我當時判斷,2015年的生育率最多隻能達到1.2。

結果當時的小普查顯示,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不是1.8,更不是2.4;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不但沒有多出生200多萬人,反而少生了32萬人。

中國發展出版社原本要在2015年8月出版我的《大國空巢》一書,但是中國國家衞計委辦公廳給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公函阻攔出版,理由是我的判斷和預測與官方的不同。我預測如果僅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能暫時反彈到1.45,建議停止計劃生育。

而中國國家衞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在《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中建議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2016年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後,2018年生育率會達到2.1的峯值,出生2,189萬人。

最終的結果是,即便依照中國國家衞計委誇張的數據,2018年也只出生1,362萬人(實際應該只出生1,000萬左右),沒有2,189萬,更沒有4,700萬、4,995萬。

中國國家衞計委為了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預期」,在《中國衞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中公佈全國、山東、浙江的活產數從2015年的1,454萬、105萬、42萬增加到2016年的1,847萬、164萬、73萬。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之所以沒有繼續調整人口政策,是因為「以『全面兩孩』為基準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還有待於進一步釋放」。

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峯,那麼妊娠併發症的患者將暴增(有很多高齡產婦),嬰兒相關產品的銷量和相關上市公司的股票也會暴漲。但這些在全中國、山東、浙江都沒有出現。

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實際只出生了1,200萬人,而不是1,847萬人。可見,全面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提振」生育率。2018年(因為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撤銷中國國家衞計委之後,全國、山東、浙江的活產數從2017年的1758萬、166萬、71萬猛跌到2018年的1362萬、106萬、41萬,但是嬰兒相關產品的銷量也未見波動。

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又未能獲得真實的人口數據,將繼續誤導人口政策,也將誤導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國防、外交等各項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