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只有我們了」精神感召　00後「網生一代」創建飯圈經濟體

「飯圈」已經是今天中國不可忽視的存在，其內部的文化與行為方式已經開始廣泛地影響到社會其他羣體，甚至開始表現在政治進程中。而在主流輿論聲音裏，「飯圈」卻越來越像是一個「問題少年」，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很多中國官媒都曾經對「飯圈」擾亂秩序、侵犯隱私、網絡暴力、數據造假等現象喊出「該管管了」。
究竟該如何認識「飯圈」，其產生土壤、對社會的形塑能力將會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多維新聞記者專訪了中國青年學者、粉絲文化研究專家孫佳山，

多維：粉絲為了偶像的各種誇張舉動，大多有一個共同的心理：「哥哥/姐姐只有我們了。」許多粉絲羣體熱衷於將偶像想象成「美強慘」，酷似宗教敍事中的受難者形象，而粉絲自己則是不吝惜為偶像付出精力與金錢的殉道者。有觀察者認為，這來自於「Z世代」自身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的強烈程度很難被其他世代的人所理解。你會怎麼解讀粉絲的這種心理機制，以及這種心理機制的形成？

孫佳山：今天，我們審視粉絲偶像文化的產生與成長，應注意到「追星」是年輕人文化娛樂訴求的必然產物，也與這一代年輕人在城市化流動性加大、傳統家庭結構解體、人際關係疏離、網絡「羣體性孤獨」中渴望陪伴的心理要求相伴生。

若想從更深層次來思考青少年粉絲羣體的價值觀引導等相關問題，我們就更應看到當前粉絲文化與我國社會結構內在變化之間的關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城市化的腳步不斷加快，再加上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我國傳統的家族式家庭結構不斷走向消散，社會的原子化現象愈發明顯。

當前以「00後」為主體的青少年粉絲羣體，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代在非常接近歐美式原子家庭結構中出生的一個代際。不僅如此，他們又是完全在網路，尤其是移動網路等新媒體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網生代」。原子化社會中人際關係的疏離，以及新媒體時代數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羣體性孤獨」，使得這一代人在其成長過程中，形成了迥異於既往代際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只有清醒地意識到上述結構性變化，才能看清以粉絲文化為代表的大時代變局的真正根源。

多維：有一種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飯圈的核心其實是拓展明星偶像的消費場景（對偶像物質上的消費與精神上的消費均開拓出多個面向），大多數粉絲們明知這是一場商業資本主導的遊戲，仍然願意為了偶像所謂的「成功」、「流量」而砸下錢財，同時消費也是粉絲緩解自身焦慮（比如要讓偶像一直保持「頂級流量」地位或向着這一目標進步）的方式。「飯圈」的出現能否視作消費主義全面覆蓋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對於「粉絲不過是又一個被消費主義異化的羣體」的觀點，你怎麼看？

孫佳山：我國本土的粉絲文化，包括這其中衍生而來的粉絲經濟，確實在不知不覺間正日漸崛起，形形色色的粉絲應援行為，早已遍佈於各類粉絲羣體之中。如今，通過第三方眾籌集資網站、百度貼吧、微博社區、微信羣等網路平台發起的日常性粉絲集資應援行為，其影響力、輻射範圍和監管難度，顯然絕非是傳統明星歌迷會、影迷會式的，區域性線下粉絲團體等小規模應援活動所可以比擬。

孫佳山：這些日常性粉絲應援集資行為，通常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包含實物回報，例如出售專輯、電影票或製作、販賣照片冊、手機殼等周邊商品，將所得利潤用於支持明星的相關活動；

第二類集資則並不提供實物回報，但承諾將募得資金用於支持明星的相關活動，例如選秀投票、嚮明星贈送禮物等；

第三類便是以支持明星為名義籌集資金，承諾提供若干實物或非實物回報，卻並不兑現的詐騙行為。

前兩類儘管以集資為名號，但歸根結底只是代為捐贈、消費，並不涉及投資獲益或獲益相對有限，一般不涉及法律問題。但是在第三類情況中，則需要在法理層面重新界定和明確詐騙、非集資等犯罪行為的法律邊界。

粉絲應援的本質，是粉絲以眾籌資金、財物的方式，主動參與到明星形象這一當代文娛產品的運營活動之中。這就意味着，粉絲投入資金、財物為明星應援，是粉絲經濟的常態，而且基本上並不違法。然而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卻因存在太多漏洞而屢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造成了大量的經濟損失。類似的案例近年來數不勝數，涉及金額或大或小，一些案例雖也引發了一定的關注，卻基本不了了之，受害者的經濟損失也很難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