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軍援・二｜究竟有多少非洲將軍會講河北話？

沒人可估算有多少非洲將軍會講河北話。在非洲各國，有大量高級軍官曾在中國石家莊接受軍事訓練。以至於在現代非洲外交軍事史中，中國因素可謂揮之不去。

培養出5位非洲國家總統的中國軍校

例如東非國家坦桑尼亞，從軍制到作戰方式，從軍事設備到軍隊口令，都基本照搬中國解放軍，有「非洲小PLA」之稱。1979年烏坦戰爭期間，原本居下風的坦桑尼亞軍最後獲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顧問秘密支援，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所有反阿明（Idi Amin）的游擊隊，最後10,000多名坦軍在59式坦克和殲-6、殲-7B戰鬥機支援下反攻烏干達軍隊，並攻入烏干達境內，最終消滅了烏軍和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派出支援的利比亞軍，攻下烏干達首都並擊垮了阿明的政權。

再例如第二次蘇丹內戰時，北蘇丹軍隊由中國國防大學一手調教，而南蘇丹的中高級將領幾乎全是石家莊軍校的畢業生，最高司令官更是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畢業，這場戰爭被內地軍迷戲稱為中國國防大學和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的「實戰答辯」。

而厄立特里亞跟埃塞俄比亞之間的獨立戰爭也是這種案例：埃塞俄比亞軍隊師從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熟練掌握迂迴戰術；時任厄立特里亞總統則是從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畢業，還會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軍軍歌）。

而這間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更培養了5位非洲國家總統：納米比亞前總統努喬馬（Samuel Nujoma）、坦桑尼亞前總統基奎特（Jakaya Kikwete）、剛果（金）前總統卡比拉（Laurent Kabila）、厄立特里亞總統阿費沃基（Isaias Afwerki）、畿內亞比紹前總統維埃拉（Joao Vieira）。其中努喬馬在1964年到南京陸指進修後，回國憑考游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術，成功帶領本地人民脱離南非完成獨立。

可以說中國國防大學、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和南京陸軍指揮學院這幾所中國軍事院校，共同構成了非洲各地軍方或政府領導人才的培訓基地。

人才培養背後：戰略伙伴落地生根

自近代以來，相比於法國、英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對非洲殖民近一個世紀時間，在非洲的經營更已接近兩個世紀，中國與非洲的初步接觸則始於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

不過，中國的存在感和影響力，並非如西方般依託於侵略性戰爭、殖民、文化、金融或援助手段，主要是建立在中國對非洲的基建投資、人才培訓、以及政治和外交領域的相互合作。是以在當年特殊的國際地緣環境下，受美蘇夾擊的中國，得以從無到有構建起與非洲國家之間政治、外交關係，中國甚至有「非洲黑人兄弟將我們抬進了聯合國」之稱。而長久以來，非洲軍人到中國學習，回國又繼續為自己的國家效力，掌握話語權後再派出新人，不斷形成循環。

對非洲各國而言，中國不僅能夠為其提供先進的技術裝備，更能為之系統性傳授經驗，培養專才，有助於構建完整的軍事體系。對於中國而言，參與對非維和任務、軍事交流、培訓和聯合學習，也為許久未經戰陣的中國解放軍提供了一個海外練兵的機會，用以跟進現代前沿戰爭的發展最新動態。這種事關國家安全的軍事合作關係，亦構成中非國際外交關係的強力支撐。

無論是從毛澤東時代中國與非洲的「兄弟情」，還是進入習近平時代後因「一帶一路」和中國國力增強而加深變廣的中非聯繫，再到今天「石家莊為非洲培養將軍」的網絡熱話，中國正在依靠政策的長期一致性，逐漸成為非洲多國政、經、軍等多領域的戰略伙伴。

軍事永遠是「必要的輔助」

不過自始至終，軍事關係都只是中非關係的一個次要方面，重要性遠不及經濟和政治領域。

迅速崛起的中國，與年輕的非洲大陸，皆屬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裏的「新興勢力」，數十年前推動雙方走進的因素，今時不僅依舊存在，且有了更多的空間和需求。中國與非洲各國的軍事合作曾經服務於政治因素，譬如鞏固中國與非洲國家政府的聯繫，拓展中國的國際空間，乃至在聯合國以安理會五常身份為各非洲國家傳遞訴求；如今則是國家、企業、國民利益及安全的保護傘，是為國家長遠發展方針的肱骨。

逐漸清晰的是，隨着一帶一路的推進，越多中國企業、國民深入非洲大陸，就會越多地碰到各種安全問題。當中國在非洲利益的不斷拓展與深化，中國在非洲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安全壓力。

因此，中國對非洲的軍事援助政策，一方面總體上隨着中非合作範圍加大而謹慎漸進，另一方面也只會是「必要的輔助」，其唯一目的，便是為雙方利益提供安全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