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0｜貧困縣全部「摘帽」　中國扶貧的里程碑與新起點

2020年是中國「脫貧攻堅」收官之年。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紫雲縣等最後9個縣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亦全部「摘帽」。中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消除了絕對貧困。
過往數十年的扶貧，並非空洞的口號，也不只是大量冰冷的數據，而是一個個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變遷，更是市場在科技帶動下終於下沉到中國廣袤大地最基層之後，一個個辛勤家庭在政策支援下，以辛勞獲得回報的故事。
本文為「2020年中國大事回顧與展望」系列報道第四篇。

脫貧攻堅啟動前　貧困縣「只增不減」

據官方統計，1978年底中國宣布改革開放時，全國仍有超過7.7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每人每年366元人民幣）以下，為溫飽而掙扎，貧困發生率（按：農村低於貧困線人口佔農業人口的比重）超過97%。

自1980年代起，中國開始推動一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扶貧戰，1986年，中國首次確定331個貧困縣，其後歷經3次調整，至2011年增加至832個，分布在22個省份。當時，全國大約每3個縣中就有1個是貧困縣。

然而，直到習近平上台時的2012年末，按照人均年收入少於2300元人民幣的中國貧困線標準（低於世界銀行人均每天1.9美元的標準），中國仍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從1986年到2015年，全國貧困縣總數始終呈淨增加趨勢。

2015年底訂定目標：5年內全面脫貧

有鑑於此，當局於2015年起啟動了一場更大強度的扶貧戰。2015年10月21日，習近平在倫敦演講時表示，「按照中國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萬人沒有脫貧。按照聯合國標準，中國還有2億左右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同月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戰的目標任務和要求。

2015年11月27至28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議當中強調，要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當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發布，為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發展和貧困人口脫貧訂定了主要指標。

貧困縣相繼「摘帽」　收官之年各省「清零」

如果簡單梳理中國貧困縣的數量變化，不難看出近幾年來扶貧工作的收效之巨。2016年，全國28個貧困縣脫貧摘帽，是自1986年國家設定貧困縣以來，貧困縣數量首次淨減少。2017年，國家扶貧辦官網數據披露，125個縣退出貧困縣序列。2018年，貧困縣中「摘帽」者數量已經過半。2019年，340個左右的貧困縣加入「摘帽」行列。進入2020年，全國貧困縣僅餘數十個，但卻分布在多達21個省份，是各省最難啃的「硬骨頭」。雖然有新冠疫情影響，但貧困縣「摘帽」速度依然，至11月23日，隨著貴州省貧困縣清零，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而從貧困人口的數量變化來看，扶貧成果也十分顯著。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達9899萬人，至2019年結束為止，貧困人口降到551萬人。連續7年，每年減貧規模都在10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

全面脫貧背後的點點滴滴

在短短5年內就實現的「全面脫貧」背後，不能忽略的是中國長年對發展基礎建設的重視。從橋樑、公路和機場的建設，再到4G網絡的全面普及，令物流產業得以在全中國爆發式發展，令最偏遠的山區也能透過交通和互聯網，與全國乃至全球的市場相連，在人員、貨物和資訊技術的流通中造就可觀的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官員為脫貧工作付出的努力，亦不可忽視。中共在脫貧工作方面實行責任制層層落實，將脫貧和官員評價直接掛鉤，從省政府高官到村幹部，都要為脫貧獻策出力，更有大批官員直接「下放」農村，「承包」貧困戶——如西部的甘肅省，就有累計十四萬幹部幫助脫貧。這些「駐村幹部」並非下鄉指指點點，而是要為其負責的貧困戶、貧困村找投資、拉項目，為產品找銷路，幫村民找工作……

曾有基層政府工作的網民感嘆，有的貧困戶「補助款到手就花，種豬到手就殺」——似乎並無意努力工作脫貧，為何會如此？

許多人實際上是由於語言、教育、家庭關係等等因素而無法掙脫貧困：可能不識普通話難以被工廠錄用、可能未受足夠教育難以掌握技術、也可能外出打工就無法照顧家人因而只能坐困家鄉…對這些人來說，直接花掉補助款，吃掉種豬，也許才是最「經濟」的辦法。

今年西藏阿里地區一份通報顯示，當地一個駐村扶貧工作隊主要成績是：「申請到資金308萬元，改擴建村砂石料廠，實施犛牛養殖等脫貧產業項目」——文字平平無奇，似乎只是幾個項目提供些機會而已？但仔細想來，對許多坐困愁城的貧困戶而言，他們需要的，其實不就正是這些他人看來似乎「平平無奇」的「破殼」的機會嗎？

除了「跑項目」之類「常規操作」，不少官員也還想出種種「脫貧奇招」，堪稱一景。比如近來在內地網絡關注度頗高的新疆昭蘇縣女副縣長賀嬌龍，她身披紅色斗篷颯爽策馬的短片就廣為流傳——賀嬌龍受訪時就表明，其目的就在於宣傳昭蘇縣旅遊及推銷當地農產品。日前意外爆紅的20歲四川甘孜州藏族青年丁真，其所在的理塘縣也是2月剛被「摘帽」的貧困縣，有熟知內情的網民就發文披露，理塘縣的扶貧幹部一早做好「直播帶貨」的全套基礎準備工作，主動與「微博大V」聯繫，持續向對方介紹當地名勝風景、特產，亦會交流扶貧困難之處、如何提升向外寄送特產的速度等。

此外，各大企業在脫貧工作中的身影亦不可忽視，如拼多多、阿里巴巴、美團等諸多平台均曾與貧困地區進行協調，利用互聯網所帶來的便利，幫扶窮困山區。以阿里巴巴為例，其早前曾和青海省班瑪縣組織直播，5分鐘就賣掉了5000份「藏雪茶」，營收45萬人民幣——這相當於給當地貧困戶每戶帶來過千元的收益，對於當地世代貧困的當地藏民而言，實在算不小一筆錢。但「藏雪茶」早已有之，為何現在才大賣？因為這背後是阿里對當地進行的一系列「指導」：建物流中心、請網紅帶貨、在網上開設專門店……

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前路漫漫

12月3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宣布，中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消除了絕對貧困。不過，會議同時提到，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依然艱巨。

如同習近平所言那樣，「全部脱貧摘帽」並不意味着一切就已萬事大吉，相對貧困問題、公平正義問題等，仍然是擺在中國面前的發展難題。何況在硬指標達成的背後，還有諸多潛在的問題，比如官僚主義和觀念的變革等。

《香港01》就曾評論指出，中國大陸扶貧歷程走到如今，確實還沒有到可以毫無顧慮宣布全面勝利的時刻，不少後續問題都需要事先部署。

總結而論，核心問題主要有4點。首先，縣級以下貧困仍然存在。目前脫貧的成果，主要是在「縣級行政區」的尺度上，讓這個收入水準人口（貧困發生率）低於2%、且群眾認可度高於90%，但縣級以下的鄉、鎮、蘇木、街道、村等，還有一定數量的貧窮人口需要協助。

第二，中國現行貧困線標準是年收入3000元人民幣，月均收入是250人民幣，雖然這一貧困線被跨過，官方卻沒有聲音要求訂定新的貧困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時提到，全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隱然有把1000元人民幣作為新的貧困認定基準的迹象，但這樣的說法還沒有落實到具體執行面。

第三，即使縣級區位的絕對貧困消除，相對貧困仍然非常嚴峻。就反映貧富不均的堅尼係數來看，自1990年代就不斷竄升，未曾出現顯著下降趨勢，2019年的數據仍處在0.465的高位，高於國際認知下警戒線0.4。而相對貧困的議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不僅敏感又棘手，更是根本性的挑戰，官方如何發揮重分配的政策效果，勢必也會受到更多關注。

第四，扶貧政策過程中雖然取得不少成就，但因為其本身是一種運動式治理，所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也屢屢受到詬病、需要轉換成常態治理。另外，「建檔立卡」跟脫貧稽核過程中，不少地方的行政程序相當繁瑣，國務院扶貧辦曾三令五申要克服形式主義。是以，未來脫貧攻堅「勝利」後，如何轉換成常態性治理，應受到更多關注。

2035遠景：邁向共同富裕

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國將繼續向著「共同富裕」的方向邁進。這也是中共第一次在全會文件中突出強調「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建議》提到，貧困群眾脫貧後仍有返貧風險，應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幫扶機制、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要促進共享發展，包括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財力支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等。

上述建議還在收入分配領域出台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包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

顯然，中國這場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均衡發展的戰役，將會馬不停蹄地繼續向前。尤其2020年全面脫貧收官、實現「全面小康」之後，隔年2021年即是中共建黨百年大慶，2022年更將迎來中共二十大。扶貧的下一個長期目標，想必會在這段重要時期被提出，令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