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0】從李文亮、方方到陰謀論:內地新冠疫情中的輿論事件

撰文:林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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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發生以來,一直是海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從疫情早期的李文亮事件,到3、4月間在國內外廣泛炒作的病毒陰起源謀論,乃至後來湖北作家方方出版的《方方日記》,無不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在這些事件中,內地網民、媒體、官員,都有怎樣的表現?這些事件,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本文將為您進行梳理。
本文為「2020年中國大事回顧與展望」系列報道第二篇,也是回顧新冠肺炎內地疫情系列第二篇。

去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發生。港人最早注意到疫情相關信息,是同月底網絡流傳的一張湖北當地發布的有關「不明肺炎」的通報。差不多同一時間,武漢許多醫療界人士亦及時將相關信息告知了他人,其中就有一度被指「造謠」的而遭訓誡的醫生李文亮、謝琳卡、劉文等8人。

2019年12月,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通報。(資料圖片)

李文亮:「吹哨人」離世引起的悲痛與憤怒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微信聊天群中發布一條關於華南海鮮市場疫情的信息,指患者是受冠狀病毒感染,並提醒同行要注意保護。

李文亮所發的信息被同一群組網民截圖並傳出,李事後被警方以「在互聯網發布不實言論」被警示和訓誡,更簽下訓誡書。李文亮此後一直在醫院前線工作,可惜在今年2月1日確診新冠肺炎,最終因病情惡化逝世。

李文亮的離世,引起民眾的巨大悲痛。雖然他並非第一個發現新冠肺炎者,亦非第一個向全體公眾公開這一消息的人,但那張廣為流傳的微信截圖,畢竟讓許多人第一次了解到病毒的存在,而李的最終離世,亦讓許多民眾深感其付出代價過於慘重。許多網民將李文亮醫生視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有網民這樣解釋:「誰的哨聲傳進我的耳朵,誰就是我的吹哨人」。

許多素不相識的民眾湧入李文亮的個人微博表示哀悼。而李文亮的個人微博此後也由起初的悼念場所,慢慢變成一個經歷了疫情的網民們舒發感情,分享悲傷、喜悅的地方,甚至有人稱是中國版的「哭牆」,直至今日,李文亮最後一條微博下留言數量已經超過100萬條。

李文亮醫生受病毒感染後病逝,終年34歲。(微博)

民眾對李文亮的悼念和同情,實際上混雜了許多在疫情初期的惶恐、不安和憤怒。許多人就此質疑,為什麼明明早有專業人士提醒武漢後來依然措手不及?為何李文亮分享疫情信息會被「訓誡」?一個如李文亮這樣懷有善意的普通人,為何最後付出這麼大代價?

從事後疫情發展看,全面控制疫情可能本身有極高難度,但對於政府公開信息遲緩和對李文亮等人的「訓誡」,政府卻必須給出解釋。李文亮病逝1個多月後,國家監委調查組公布調查通報,責令公安機關撤銷其訓誡書,此後又追認他為本次疫情的首批烈士,而如外交部等中國政府部門亦對李文亮進行大力肯定——當局自然希望能夠安撫民心,但亦是對於民眾追問的一個交代。

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資料圖片)

其實,李文亮並非唯一一個公開疫情及向外界發出防疫預警的人。早於去年12月,內地流行病醫學圈已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官方亦於1月初時通報疫情,而李文亮同樣是在聊天群收到同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發布的病人感染冠狀病毒消息,才提醒其他人要注意。

可惜,政府當時未有意識新冠肺炎的嚴重性,未有加速處理,直至1月底才公布人傳人,然而從這個角度言之,其實警方訓誡也是按流程辦事。李文亮逝世令人婉惜,但更令人反思,如何令專業人士的警示可在第一時間得到更高的重視和更好的傳遞?

另類「官場現形記」:「F4」與「一問三不知」

另一方面,隨着今年年關疫情爆發,武漢乃至湖北當地部分官員、慈善機構的臃腫低效、反應遲鈍、官僚主義,亦經過各大媒體乃至社交網絡而充分暴露在全國人民的面前。

今年1月底,中央指導組派出督查組,趕赴黃岡市督查核查。當問及定點醫院收治能力床位數量、核酸檢測能力時,黃岡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唐志紅卻一問三不知,先是沉默,再表示「不知道、不清楚」含糊其辭,最終被當局免職。

唐志紅自然是湖北地方官員失職的典型,引得無數批評。不過,湖北省的高級領導,在本次疫情中於公眾面前的表現,亦絕難讓民眾滿意。今年1月底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湖北省省長王曉東通報湖北省疫情和防控工作最新情況時多次口誤,與會的武漢市長周先旺更將口罩戴反。有網民批評,王曉東、周先旺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是輕視、耽擱乃至瞞報武漢疫情的罪魁禍首,致使全國乃至世界一同受難,甚至在網上戲稱他們是湖北「F4」。

誠然,媒體前的表現,不是官員的全部,但在人心惶惶,亟需安撫的時刻,若不能展現出明晰果決的領導力,又如何能讓民眾安心?事實上,此後中央迅速對湖北做出一系列調整,除了大力投入醫療資源,亦強調官員擔責以及疫情信息及時通報公開,明顯收到更好效果。現代社會,終究需要現代化的治理和應對。

紅十字會爭議:社會組織究竟應該如何運作?

在疫情爆發初期,湖北武漢市多間醫院面臨醫療物資及設備短缺,近至內地各省市,遠至身在國外的華人都紛紛捐贈物資。不過,負責收受和調配防疫物資的中國紅十字會卻行動遲緩,屢屢傳出倉庫囤積捐贈物品等問題,導致醫護人員要向外界求助捐贈防疫用品。之後網上更傳出協和醫院人員到紅十字會領取物資時被阻撓,有人將紅十字會倉庫的防疫物資搬至有政府牌照的車輛上的消息,激起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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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已不是首次傳出負面消息,幾年前的「郭美美事件」就曾重創其聲譽。紅十字會實際上對此也有很多「委屈」,指出自己存在人手不足、信息不及時等問題。

中國人大代表今年5月底在全國兩會上提出3項建議,包括細化捐贈款物使用的公開標準,建立監管平台及接受公眾監督;發展民間捐贈機構;放寬免徵進口稅的「慈善受贈人」範圍,讓境外捐增的物資能順利運到中國——且不論中國紅十字會的委屈是否情有可原,只知喊冤又有何用?歷年來多次爆發出負面消息,所展示的是該組織遲鈍而僵化,乃至有更嚴重更惡劣的問題,顯然已不符合國民對其的要求。倘要繼續存在,已到了刮骨療毒之時刻。廣而論之,這也是其他組織見不賢而思齊的範例。

病毒源頭陰謀論:海外火熱,國內冷淡

新冠肺炎在全球範圍引發空前恐慌,雖然對病毒起源的科學研究尚需時日,但許多民眾確實希望盡快知道病毒到底從何而來。早在2、3月份,就有網絡傳言稱,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與疫情有關,而隨着疫情向全球擴散,此一說法亦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政治人物所採信,並以此為藉口不斷抨擊中國政府。

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等人,就被捲入此一輿論浪潮。雖然石正麗等人多次出面,強調去年12月30日才取得新冠病毒樣本,武漢病毒研究所亦邀請媒體參觀採訪,但西方對武漢病毒所的指責卻並未停息。

病毒起源的陰謀論在內地也引起極大關注。不過,經過疫情初期的恐慌後,陰謀論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大市場,而對於美國政府一心想將中國定位罪魁禍首,更遭到許多中國網民的鄙夷,認為不過是政治人物難以應對疫情而意圖推卸責任的把戲。

《方方日記》與對「記憶」的「書寫權」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過去,但因其影響之廣、之深,人們對於如何書寫對於這場疫情的記憶,極為關注。官方宣傳大力謳歌醫務人員、科研人員、以及湖北的奉獻,而《方方日記》等「非官方」的聲音,亦引起了海內外的注意。

方方在寫下來自己對抗擊疫情的觀察和思考,有對武漢市民生活的記錄,也有對地方政府的批評,更在日記中公開要求政府對失職瀆職的官員追責問罪。

不少讀者認為,《方方日記》是在中國主流媒體報道下,以民間視角紀錄疫情發展,令公眾能夠從另一渠道獲得不同的聲音和信息,所以起初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及支持。直至今年4月,美國有出版社將日記編輯成英文書,以《Wuhan Diary》之名在美國發行後,卻逐漸有反對聲音。

反對者認為,部分國家及政客對中國的防疫措施充滿偏見,出版日記無疑是向西方國家「遞刀」,只會為他國的偏見打下一支「強心針」。對此,方方強調,其記載的事情並非虛構,更多的是以大眾的角度描述疫情發展。

平心而論,方方這類既描繪疫情之下的人性溫暖,又以灰暗語言呈現沮喪氛圍,復以苛刻言辭批評不足的文字,何其不是中國尤其是武漢過去一年來抗疫經歷的寫照?方方所收到的讚譽和批評,恰恰也反映當下多面化的中國國情。

疫情終會過去,但問題不會自動消失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經一年,中國內地疫情已經大致受控,武漢街頭如今又已經是熙熙攘攘,市民生活回歸正軌,惟疫情中所反映出的問題,卻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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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2月上旬,湖北測檢測發現一份巴西進口冷凍豬小里脊肉檢測結果呈新冠病毒陽性,而此後,黃岡24戶居民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於美團優選購買了該批次冷凍豬肉,卻因觸犯關乎防疫進口措施的規定而被處罰。24戶居民明明也是受害者,卻遭處罰,這引起輿論嘩然。當地政府於翌日撤銷了處罰,這已然展現出相較於年初更迅捷的糾錯能力,然而這中間所體現出的「一刀切」的做法,也體現了各級別執行團隊在面臨嚴防疫情壓力時的生澀,仍有大量持續改善之空間。

不過也正是在中國政府強力舉措,以及國民整體的配合下,內地疫情才能長期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相信疫情已經不會有大的反轉,而隨着政府經驗豐富及法律愈發完善,相信在應對疫情方面,以後亦會更有把握。但各級別執法團隊在治理思路和手段上依然存在問題,而以更廣闊視角言之,這又何嘗不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路遙遙其修遠兮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