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成都女孩被網暴 官媒集體發聲卻「失焦」？
如果成都的趙姑娘足夠幸運，她被轉入隔離病房之前，手機應該會被收走。這樣一來，她或許可以避免看到那些湧入手機中的謾罵短信和社交平台上編排她的段子。但遺憾的是，她是知情的，因為她發了一封道歉信，說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攻擊她，但還是為自己帶來的麻煩向市民致歉。
中國人民在疫情常態化防控下生活了近一年，進入冬季以來，各地常有偶發病例，上海、滿洲里、新疆等地也都出現過本土病例，但疫情基本上都被迅速控制，沒有引發大規模擴散。通過冷鏈、海外貨物輸入中國的病毒，就像潛藏在各處的盲盒，不幸打開的人，還會被牽引到輿論的漩渦。時間撥回3天前，12月8日，成都新增三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公布的病例信息中，其中一位20歲的趙某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因為她十四天的行程幾乎覆蓋了成都的主要城區，停留最多還是酒吧等娛樂場所。
疾控中心及時公布詳實的流調信息，是為了給當地市民提供是否需要接受核酸檢測的參考，在防疫的大局面前，個人出讓部分隱私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一點已經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在信息時代，雖然隱去了姓名，但包含年齡、職業、常住地址以及一個人十四天內行程的流調信息，已經足夠讓熟人圈精準定位，感染者是誰。
大部分情況是相安無事的，幾個月前北京新發地出現疫情，「西城大爺」敏鋭地覺察到自身出現的症狀與新冠肺炎類似，獨自騎車前往醫院門診，成為報吿的第一個病例，「西城大爺」覆盤十四天內行程毫無遺漏，為醫務工作者迅速鎖定新發地提供了關鍵信息，這幫助北京在一週時間內止住疫情。幾個月後，「西城大爺」摘掉口罩，在媒體鏡頭面前接受採訪。他的形象是正面且值得宣揚的，公眾也給予了他極大肯定。
但或許應該指出的是，在幾個月沒有出現本土病例的情況下，個人出現了感冒症狀後便高度警惕，避開公共交通前往發熱門診的優秀操作，並不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大多數普通人對公共話題相對漠視，即便較長時間處於疫情之下，人們也知道自己感染上病毒，是低概率事件，至於在互聯網上討論疫情的信息，並不會過多影響個人的生活軌迹。
成都的趙姑娘，大概就是這樣的一份子。成為確診者之後，她的流調信息被公開，但起到的作用和公眾的焦點在她身上發生了偏差。流調信息上說，她十四天內去過公園、美甲店、麻辣燙店鋪、一夜轉場四個酒吧，這些行動軌迹迅速被製成圖片，發往互聯網的每個角落。
人們開始產生了強烈興趣，年輕、無業、一夜跨區輾轉四個酒吧，姑娘的大致形象被流調信息中的關鍵詞勾勒出來，一時間輿論喧囂，對疫情的恐慌化作部分好事者對於女孩口誅筆伐的底氣，和所有捲入輿論中心的普通人一樣，趙姑娘的個人信息悉數泄露，她的手機號經常能接收到陌生號碼的打來的電話和短信，正如她在道歉信上寫的那樣，第一次感受到網絡輿論的力量。
「一晚上四個酒吧，一人幹翻整個成都」，「丁真（此前火起來的四川網紅男孩）讓全國人民都想來四川，趙姑娘憑藉一己之力讓全國人民取消機票」互聯網語言從各個角度對趙姑娘進行描述，她本人被冠上「轉場皇后」的戲稱。與此同時，微信朋友圈和群聊中也在傳播疑似「女孩蹦迪短視頻」、「蹦迪當晚朋友圈截圖」甚至當事人趙姑娘的個人照片，不過，這些挑動人們神經的信息，後來都被證明是張冠李戴，事件波及無辜人員。
圍繞趙姑娘的這場輿論狂歡，也外溢到了其他領域。有人扼腕發問，若年輕人都像趙姑娘這般，成天不務正業，中國的未來還會有希望嗎；也有人正色批判，年輕女孩更應該潔身自好，常去酒吧不是「好姑娘」。諸如以上言論，當然在社交平台上引發了巨大爭議，這也與近些年來，性別話題是公眾話題中最容易煽動對立的一個領域有關，在趙姑娘一事中，也會有人說，如果趙姑娘不是「姑娘」，而是「小夥」，人們還會說着與現在相同的話嗎？不過，還需要提一句的是，趙姑娘在道歉信上解釋了，她的工作就是在各個酒吧負責氣氛和營銷。
這些爭議，差點演變成一場氛圍詭異的中國版「me too」，以「我也去酒吧」為口號，對抗那些認為去酒吧就不是正經人的言論。當然，應不應該去酒吧，年輕人是否就被趙姑娘代表了，在以趙姑娘被確診新冠肺炎一事為前提的討論中，並不那麼合適。誰壓過誰一頭的互扯頭花，找錯了主場。
事件發酵一兩天之後，各大官媒開始陸續發聲安撫輿論。官媒《人民日報》評論稱，患者的正常生活、個人隱私，從來不是公共話題。假借防疫之名，肆意討論他人隱私、隨意轉發私人信息，甚至侮辱他人人格，都是在給防疫「攪混水」。
《人民日報》旗下自媒體平台「俠客島」也發表評論，批判針對趙姑娘的信息泄露以及網絡暴力。指出「在對類似事件的討論中，文明上網、理性表達應該成為一種常態。在不明事實的前提下「私設公堂」、開展私德批判，讓偏激的網絡戾氣瀰漫擴散，既喪失了樸素的善意，也忽視了對話的基礎。」
新華社旗下黨刊《半月談》批判將此事編成段子的行為，分流了公眾對疫情的注意力，給嚴肅的疫情防控工作添亂。相關荒謬言論消費疫情、譁眾取寵。至此官媒大致起到了輿論場上激濁揚清的作用，畢竟，最關鍵的事實只有兩點，趙姑娘是新冠疫情的受害者，她也是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回到第二個問題，趙姑娘之所以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先是因為她確診了新冠肺炎，再就是她的行程過於豐富，個人隱私曝光在公眾目光之下，人們對於她本人展開「合理想象」，認定她是一個反面形象之後，紛紛加入討伐的陣營。在這個過程中，值得關注的是，當社會日常被規劃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之下，如何最大限度保障個人隱私。
網絡暴力固然應當批判，輿論焦點的撥亂反正也必不可少。但並不是因此就可以忽略，從根本上說，如何一開始就將最大化保護個人隱私納入決策的考慮當中。出事之後的縫縫補補，遠遠比不上一開始就築牢根基，這也是一個社會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無可迴避的問題。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原主任王長江曾在接受多維新聞採訪時談到相關話題，他認為，中國對於疫情的應對一方面說明，戰時機制確實有非常獨特的優勢，但在疫情控制之後，如何才能走出應急狀態，回到日常的經濟發展和建設階段，似乎有些難度。最怕出現的觀念是，用一套模式打天下，再用同一套模式治理天下。
疫情期間，個人出讓部分隱私，加入大數據織就的防疫網絡，是無奈也是必要之舉。但當逐漸走出應急狀態時，防疫成為常態，如何最大限度保護個人信息，劃出隱私權邊界，讓普通人不再如拆盲盒一般被輿論機器無情碾壓，遭遇社會性死亡，應當成為疫情大考下的一道附加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