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鴉片戰爭已結束178年　為何仍有這麼多人想「翻案」

近日香港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一名教師於小二常識科教學影片中，竟歪曲歷史稱「英國為消滅鴉片發動鴉片戰爭」，引起輿論聲討。儘管該校校長已致歉，校董會亦於2020年5月4日聲明已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此事，官媒《新華社》亦發表短評批評「香港歷史教育弊端由來已久」。
然而，歷史教育弊端非僅存於香港，歐美、台灣、以及中國大陸學界皆有各種詮釋欲替侵略戰爭洗白。因此1840年鴉片戰爭的硝煙雖已消散近兩百年，人們仍不能對想企圖翻案的文化炮火放鬆警惕。

鴉片戰爭的根本性質有兩點得被認清，即這是一場禁毒與打擊非法貿易的戰爭、更是一場反擊英國侵略中國主權與人民健康的戰爭。但是，歐美人士與部分中國學者時常以中西文化衝突、制度差異、貿易自由來解釋起因，無形中稀釋了兩點性質的特殊與重要，甚至隱然站到大英帝國的立場反過來指責清朝的「落後」，極不利於世界人民認識該段史實的全貌。

比如曾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的蔣廷黻（1895─1965年），竟於《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聲稱「原來英國在華的目的全在通商……我們敢斷定，鴉片戰爭以前，英國全無處心積慮以謀中國的事情」；在《評清史稿邦交志》中更替英國喊冤：「煙禁之妨害英國之國計民生，及義律之恥見挫辱，與夫林氏煙禁之嚴厲，皆鴉片戰爭之近因」，口吻與英國的開戰藉口幾乎一致，也迴避走私鴉片的罪惡，彷佛林則徐禁毒傷害英國的感情與飯碗。至於中國經濟與人命為鴉片所傷的「國計民生」，蔣廷黻反倒未同等重視。

蔣還指責林則徐是「中國純粹舊文化的產物」，讚揚私自簽約議和的琦善是個「遠超時人」的「外交總長」，甚至稱「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份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份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化的水平」，並說「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這段話甚至被改寫入台灣昔日的官定中學歷史課本里）。這更是在暗示中國比不上西方文明，所以蒙受兵禍、主權受損、割讓領土乃罪有應得之事，捍衛家國的林則徐反倒成了不肯承受西方教化的昏聵政客。

名史家李劍農（1880─1963年）亦稱鴉片戰爭表面是鴉片問題，但真義是「中西文化的衝突」。然而，文明本就無高低優劣之分，當代國際秩序以西方法制為準則，更是歐美列強挾着堅船利炮粗暴打造的結果，中國與第三世界本就不必也不應然接納。何況在英國之前，與中國習俗差異甚大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雖偶有摩擦，但泰半時候仍可相安通商，這豈不是證明文化差異未必引發戰爭？

但文化論頗風行一時，同時也令西方暗自欣喜，因為這能粉飾列強的軍事侵略與資本主義的貪婪。如蔣廷黻的美籍學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便據此稱鴉片不是戰爭的主因。費正清還擴大東西文化衝突的嚴重性，提出「衝擊─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變遷，認定若無主張貿易自由的西方國家前來衝破自給自足的中國堡壘，中國將不會進步。但這論點無異是宣揚「中國停滯論」，完全抹煞中國的主體性與內在發展動力。第六任美國總統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年）更顛倒是非地宣揚戰火起因是「叩頭」等禮儀之爭，指控中國人拒絕平等相待、羞辱外國人，同樣是另種包裝粗糙的文化論變體。

蔣廷黻、李劍農、費正清、亞當斯雖已逝去多年，但他們的思想幽魂仍不時糾纏着今人，並弱化了鴉片的致癮性與致命性特質，忽略這才是逼使清朝與英國衝突的最直接原因；更不像張馨保、藍詩玲（Julia Lovell）等漢學家主張的，即使將鴉片代換成大米或糖，中英仍可能開戰，因為這等同替鴉片除罪化，也合理化英國拿貿易自由為開戰的藉口。

畢竟，貿易自由乃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為尋找原物料產地和市場所準備的理論武器，但擁有自身文化與商業傳統的第三世界原本就有權保護固有的交流體系，毋須遷就西方，更不應就此被抨擊為「閉關鎖國」。再說，英國也未切實遵守口裡提倡的貿易自由法則，其對自己殖民地的經濟發展與交易就限制頗嚴，對印度更是如此，馬克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便點破這事實：「英國政府公開宣傳毒品的自由貿易，暗中卻保持自己對毒品生產的壟斷」，並辛辣地諷刺英國「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最關鍵的是，鴉片貿易乃非法貿易，根本不應被列入正當經濟，對毒品的需求亦會降低消費者對其他商品的購買力。所以爭取貿易自由一說純是指鹿為馬，其本質僅是英國想賺取資本暴利的自由罷了。

然而危險的是，文化論與貿易論頗能引起中國內部的迴響，部分人在反思時竟不自覺地同情起西方帝國主義在「天朝」體制下受的「委屈」，，甚至誤以為鴉片戰爭替中國打開了邁向「文明世界」的視窗，或認同正是因清朝的落後才會挨打。但這種思維俱是在替侵略者辯護，忽視鴉片貿易與之後一系列侵略的非法性，再說即便國勢衰落，也不該是被搶掠侵攻的緣由，何況無論體制先進或滯後，都無法躲過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擴張的陰影，否則就無法解釋歐美列強之間的各種摩擦與戰爭。因此凡是咬定鴉片的毒害與非法並非衝突主因者，早已成為被西方話語精神殖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其實英國人起初就了解鴉片貿易的毒害與非法，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於1838年曾訓示駐華商務監督義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夠為了使英國臣民能夠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的目的而進行干預」。1839年又重申：「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訂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說明英國明白清朝禁毒完全合法，不該橫加干涉。

因此英國不能公然庇護鴉片，只能巧立名目稱是為了通商自由宣戰，但這種藉口即令當時也無法廣獲認同，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年）便直言「從未聽說有什麼比這更不正義，比這更機關算盡，致使這個國家永遠蒙羞的戰爭……國旗保護的是臭名昭著的違法貿易」。這些反彈，逼得巴麥尊也得澄清：「我絕不會為這種違反中國法律、使如此多人口腐朽墮落、造成違背良好秩序和正常行為惡習的貿易辯護」，但旋即將鴉片氾濫的責任全甩到中國身上，並反問「為什麼他們不禁止在自己的國家種植罌粟」，隻字不提英商傾銷鴉片的罪責。

故鴉片的毒害乃中英戰爭根源，照理來說應是雙方公認的真理。但至今仍有許多歐美或部分中國學者拒絕正視，或視之為中國凝聚民心排外的說詞。譬如澳洲學者哈利‧蓋爾伯（Harry Gregory Gelber），就極力主張「英國把鴉片強加在中國頭上─是站不住腳的」。還有前述的藍詩玲，雖承認鴉片才是戰火主因，但又貶抑這成為中國建構國族主義的素材，「二十世紀中國國族建構者加入這場歸罪遊戲，順勢把鴉片戰爭變成自己國家一切麻煩的起因」，淡化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帶給中國的一連串痛楚，恍似前者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無辜受害者。

正因還有如此多的雜音在替侵略暴行「搽脂抹粉」，因此絕不能不時刻辨明鴉片戰爭的起因，否則精心加工的西方敘事將會裹着糖衣，淹沒第三世界受壓榨的苦難血淚。如著名英國史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不遺餘力地鼓吹大英帝國如何促進全球化，甚至疾呼「為了阻止德國人、日本人和意大利建立它們的帝國，英國人不惜放棄自己的帝國，難道這樣的犧牲還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國的其他罪惡嗎？」這等顛倒黑白的主張，恐怕所有曾遭英國殖民或侵攻的國家都不會同意。

何況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起點，而英國以毒品剝削中國民生、又以之為託辭侵華，更是比其他掠奪第三世界案例更惡劣的事件。所以一旦忽視或錯解鴉片戰爭的史實，將等同替殖民帝國的滿手血污撰寫悼詞，近代中國奮起鬥爭的歷程也將成為不必要的冥頑反抗，連辛亥革命與中共建政的正當性也會一併遭否定，而這也是部分有心人曲解中國史觀的真實意圖：剝奪中國的話語權與受害者身分，進而解構中國人民的國族認同與政治穩定，抹消西方崛起的暴虐醜行，為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的宰制披荊斬棘。倘侵略元兇就此躲過道德與歷史的譴責，甚至操持政治與學術話語權反向指控受害者，那麼中國、甚至所有第三世界的人民，都將繼續陷入西方設定的語境桎梏，永遠無法求得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