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至今才產生70後省長而西方年輕高官屢見不鮮？

12月18日，浙江省委副書記、杭州市委書記劉捷通過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程序成為浙江省副省長、代省長。這意味着生於1970年1月的劉捷成為中國內地首位70後省長和目前內地最年輕的地方省級黨政主要負責人。可以預料，自劉捷之後，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70後成為省級黨政主要負責人，進而影響未來中國政治。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比50後、60後更年輕的70後，已經不那麼年輕，最年長的70後臨近55歲。考慮到正部級的退休年齡通常是65歲，如果最年長的70後不能在10年左右升任副國級，那等待他們的便是到齡退休。

在多數時候，一個人從進入體制內工作開始，到晉升為省部級正職乃至國家領導人，往往要經歷30年、40年的選拔競賽。正因這樣，哪怕70後不再年輕，但在整個內地，目前僅有三位70後正部級官員，其中只有剛升任省長的劉捷是地方省級黨政主要負責人。

與之不同的是，在實行選舉民主的西方，30多歲、40多歲的正部級官員屢見不鮮，甚至不乏十分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無論是47歲當選美國總統的奧巴馬（Barack Obama）、40歲當選美國副總統的萬斯（J.D. Vance），還是40歲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34歲成為法國總理的阿塔爾（Gabriel Attal），都說明在西方社會，30多歲、40多歲手握政治大權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樣的優點是帶來許多新的可能，缺點是容易產生許多經驗、能力不足以勝任的高官。

為何會有這樣的不同？一個關鍵原因是中國政治與選舉民主的邏輯不同：中國是自上而下的官員選拔體系，注重官員的層級與選拔，官員的任免是自上而下；在選舉民主社會，政務官（不包括事務官）產生主要通過民選，一個合乎法定資格的人，只要有民意認可或民選領導人認可，那麼，不論職業、年齡，都能成為高官。

在中國內地，一個進入仕途的人，只要不中途離職，那麼幾乎可以說政治將是他一輩子的工作；而一個人只要未在青年時期（比如35歲之前）進入體制內工作，那麼同樣可以說他將來幾乎不可能進入仕途。相較而言，在選舉民主社會，政界與社會固然存在不同，但通常彼此之間是有相對寬闊的轉換通道。這就造成在中國內地一個人若想升遷只能通過漫長而又激烈的官員選拔競賽，越往上越漫長，而在選舉民主社會可以經常出現年紀輕輕身居高位的現象或中途轉換職業的故事。

應該說，對於人口眾多、知識爆炸、訴求多樣的現代社會，政治早已是高度專業而又複雜的工作。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寫過：「現代官員系統正在發展為一個高素質的知識勞動者系統，由於長期的預備性訓練而各有所長，有着高度發達的身份榮譽感，十分重視廉潔正派。若是沒有這種身份榮譽感，我們的命運就會被籠罩在可怕的腐敗和醜陋的市儈習氣的永久威脅之下。」

以此邏輯來看，讓政治在合理範圍內成為長久的職業和事業是理性的選擇，因為除了少數人之外，一個人要想成長為能解決複雜問題、公正團結不同群體的成功政治家理當有必要的歷練。當然，歷練應該在公正合理的選拔程序下進行，要與人民民主進行充分的結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確保官員選拔能以保障和促進人民福祉為導向。

不過與此同時，官員選拔應在合理範圍內尋求來源和途徑的多元，從而既給那些希望中途改變職業方向的人以轉換通道，又能讓政治體系廣泛吸納人才。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說過：「寬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倖進。」他說的寬是指人才選拔渠道不能過於單一。畢竟，一個人的一生不能僅因為青年時期的職業選擇而被框定，政治體系的人才選拔不能僅限於一輩子都待在體制內的人。讓政治體系在民主程序下注重官員歷練的同時，拓寬選拔渠道，能帶來更多活力與進步。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說，中國內地注重官員的選拔和歷練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關鍵的積極面向，因為只要能提升選拔過程的公正程度，就有望選拔出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員。從長遠來看，中國內地的官員選拔和歷練既應該探索與高質量民主充分結合，又應該引入合理範圍的多元選拔渠道，讓政治體系能吸納更多人才。與此同時，對於選舉民主社會來說，既要改進和優化民主體系，又應在民主程序下讓官員在登上更高位置前進行必要的歷練，從而產生更多腳踏實地、能解決複雜問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