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教授雷鼎鳴：這幾位中國學者更有資格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觀察者網編者按：10月19日，《中國的奇蹟》出版30周年座談會，暨建構中國資助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

1993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15年的中國，每年以9.7%的高增長快速前進，這樣的成就對一個人口超10億的轉型期國家而言，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銀行1993年發布的《東亞奇蹟》報告卻對此視而不見。於是三位中國的經濟學者林毅夫、蔡昉、李周提筆寫下了《中國的奇蹟》，並於1994年出版。30年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和預測應驗了。

10年前，觀察者網在上海滴水湖參加《中國的奇蹟》出版20周年學術研討會，為讀者朋友們帶來學者們的精彩辯論。10月19日《中國的奇蹟》出版30周年，觀察者網再次親臨《中國的奇蹟》出版30周年學術研討會。此時的中國經濟，正在奇蹟的道路盤旋，而美國的三位制度經濟學者剛剛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引發中國經濟學界熱烈爭議，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就《中國的奇蹟》的自主知識體系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局限性，以及中國發展奇蹟的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同時也頻頻發問，中國奇蹟可以持續？

觀察者網將為讀者朋友們奉上此次研討會的系列精彩言論，本文為第一篇，經作者審核修訂後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兼任教授、經濟學系原系主任雷鼎鳴，由觀察者網彭宇萱整理，原文標題為《雷鼎鳴：在我看來，這幾位中國學者更有資格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大家好！我想比較一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所著的《中國的奇蹟》，跟今年拿諾貝爾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並評價一下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的貢獻。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來自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他們理論的核心，其實來源於他們200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裡的一篇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項經驗考察》（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這篇文章被18000多篇文章引用，這是非常可觀的數據。很多人都預測他們會拿諾貝爾獎。

他們的著作《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其核心內容源自2001年的這篇文章，當然其中也加了新的東西，內容比2001年那版更豐富一些。

《中國的奇蹟》跟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有共同的優點：基本的起點和基本假設都很簡單。簡單不是壞事情，是好事情，起點簡單才能走得比較遠。而且它們想要解決的問題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經濟如何繁榮並持續發展下去，制度跟經濟增長有什麼關係。起點很高，目標也非常宏大，這是兩項研究共同的優點。

其實還有一點，這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在技術創新方面含金量很高，現在很多人很喜歡寫技術性很高的文章。而在這方面，《中國的奇蹟》的研究對象不太一樣，所以應該在技術性方面稍遜一籌。

但是《中國的奇蹟》最基礎的理論剛才講過，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用稟賦結構出發去解析一個國家發展的比較優勢等。

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研究的基本假設是：過去幾百年來，歐洲人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搞殖民地，但不同殖民地引入的制度不太一樣。假如在某一個地方，歐洲人去了，死亡率很高，他們就不願意在那個地方安家立命。殖民者都是急功近利的，想很快地在這個國家剝削壓榨，賺了錢、拿了東西就跑。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諸如北美洲，加拿大、美國這些地方，他們打算長期停留，所以根據近代西方的記錄和他們的說法，引入制度的包容性比較強。但是，是不是制度的包容性非常強這個很難說。我在香港，我也經歷過殖民地統治，這是有很大的歧視性的，所以說包容性很強我覺得他們是亂吹的。

第二點，他們所提出的殖民地根源理論比較籠統。不光是我一個人這樣認為，比爾·蓋茨在看完他們的那本書以後，他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他們所謂引進比較「良好的制度」，什麼叫「良好的制度」？他們提出了很多術語，包容性制度、攫取性制度等等。我們也不排除某個國家引入所謂不錯的制度以後，會對經濟產生負面作用。

舉一個例子，我們知道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他認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非常容易出現利益集團，大家打來打去搶奪資源，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破壞，西方民主制度也會在貿易方面搞保護主義，跟稟賦結構理論的政治建議是相矛盾的，因為保護主義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比較負面的作用，所以我覺得在理論方面他們的缺點比較多。

第三點，三位的研究闡述了引進良好的制度會帶來經濟繁榮，但是他們最終的目標是，闡述西方民主制度是包容性制度,他們是要證明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有利，其實這個論證是有問題的。

2019年，他們曾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我仔細讀了，覺得挺荒謬的。他們根據Freedom House數據庫，給175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賦分並進行排名，接着乾脆把這175個國家和地區分成兩類，一類是民主經濟體，另一類是非民主經濟體。他們使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發現屬於他們認為民主的國家，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條件下，25年以內GDP比非民主國家高出20%到25%。

當然這也不錯，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一無是處，但是25年的增長才高出20%到25%，太低了吧！我們早習慣了中國的高增長，他們看不見「房間中的大象」，對中國的發展視而不見。

其實很多人批評了他們這篇文章，在他們回歸分析裡面把14億人口的國家，跟幾十萬人口甚至幾萬人口的國家同等看待，這在回歸分析無法得到準確的結果。本來有更好的方法去處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經說過，為什麼很多西方經濟學家看不到中國的發展？因為他們假設了中國經濟很快就會崩潰，崩潰了就影響不了他們的結論，所以他們根本不管。當今中國的實踐提出很多問題，跟他們的理論都是相矛盾的，所以他們乾脆不理。

第四點，兩套理論都留下一個可能，那就是能否複製。如果用稟賦理論解釋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理論上別的國家也可以複製中國的經驗。同樣在理論上，三位諾獎得主研究的經驗也可以被複製，而且他們希望別人去複製西方的經驗。

複製別人的東西不是壞事情，我們不要太封閉，但是兩種複製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根據稟賦結構理論，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稟賦結構。各國可以根據自己國家不同的稟賦結構，來發展出自己的發展策略，完全複製某一個國家的經驗是不行的。但是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覺得完全複製西方的經驗就能取得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就，這是典型西方人的思想。

我覺得他們的理論和斯坦福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差不多，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已經完美了，就說你們來學我們吧。

第五點，檢驗一個理論，最重要是看它的預測能力，而三位諾獎得主的理論預測能力不行。三位諾貝爾獎的得獎者的論文於2001年發表，假設他們1998年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從1998年到2023年的這25年裡，根據他們的結論，平均來看，相比沒有跟從他們的國家，採用他們認可制度的國家的經濟增長要高出20%到25%，差不多每年多增長1%左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從1998年到2023年這25年以內，中國的實際GDP總共上漲了624%，差不多等於他們所說的25倍，而且中國屬於他們所認為的非民主國家。

所以這就有兩種可能，第一是他們理論完全錯誤，反差太大了；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把中國分類分錯了，中國是民主國家，而不是他們所說的非民主國家。

因此，按照我剛才所說的幾點，我覺得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更有資格拿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