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請楊笠代言遭男性客戶抵制：男女平等能實現嗎
日前，京東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消息稱，京東買藥將與脫口秀演員楊笠展開合作。此消息一出，即在社交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網民們紛紛表示，自己將退款京東PLUS，同時註銷掉京東帳號，此生不再與京東有任何關聯。
面對洶湧的輿論壓力，京東緊急致歉並終止與楊笠的合作。楊笠曾因「他明明那麼普通，卻又那麼自信」等言論，在社交平台上引發廣泛爭議，由此衍生出的網路辭彙「普信男」，至今仍在使用中。
近年來，隨着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社會的日漸流傳，關於男女平等的討論早已變得司空見慣。不過，相比於法律規定的男女平等權利和都市年輕人的平等意識，在中國內地社會廣袤的農村地區和大量小城市，依然充斥「重男輕女」的傳統偏見。
讓人不能不追問的是，為何在人人平等早已是政治正確的現代社會，男女平等之路依舊漫長？男女不平等產生的根源是什麼？今後社會有希望實現男女充分平等嗎？
關於這一點，法國作家、女性主義先驅西蒙·波娃（又翻譯做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給出了她的回答。在被廣泛譽為女性主義奠基之作的《第二性》中，波娃全面探討了女性自古以來的從屬處境。在她看來，相比於男性在漫長曆史上的主導地位，女性作為第二性的從屬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男女差異被人類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習俗因素所放大和固化，但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男女之間是有希望在經濟、社會方面實現充分的平等。
具體而言，波娃充分認識到自然因素造成的男女差異，道出了女性在生存環境惡劣的古代社會的不利處境。波娃寫道：「青春期和更年期的危機，每月的『詛咒』，長時間而困難的妊娠，痛苦的、有時危險的分娩，疾病，事故，是女人的特點：可以說，因為她要確定自身為個體，要起來反抗命運，所以她的命運顯得更為悲苦。如果將女人與男人相比較，男人便顯得無比地具有特權：男人的生殖力不與他的個人生存相沖突，這是以持續的方式進行的，沒有危機，一般來說沒有事故。總體而言，女人同男人活得一樣長；但女人生病的時候多得多，有不少時期，女人不能支配自己。」在她看來，女人的體力本就不如男人，再加上古代社會缺乏避孕技術，多數女人從青春期開始，生活是不斷地懷孕，處境便容易被動。當然，本文所說的男女體力差距是總體而言，而非每一個具體男女的體力差異。
與男女之間體力存在差距相對應的殘酷現實是，越是在生存環境惡劣的遠古社會，體力的競爭越是不容忽視。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在研究人類政治演化史時認為：「千萬不要低估武力與戰爭在人類政治演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當然，隨着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規則的力量和觀念的力量才變得越來越重要。越是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早期階段，武力往往越是扮演着人類政治演化的決定性力量。隨着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規則與觀念的力量才變得越來越重要。」
照此邏輯類推，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最初原因或根源大概率是身體差異被生存環境惡劣的遠古社會所放大：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在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的影響下，男人因體力優勢而獲取較多生存資源，女人因體力劣勢而獲取較少生存資源，其後果必然是男人佔據主導或統治地位，並漸漸通過一系列規則與觀念的力量，把遠古時期產生的男女地位分化和角色之別固定下來。正因這樣，所以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男人往往扮演進攻性、主導性角色，他們在世界闖蕩，他們負責統治社會，而女人則往往處於從屬地位，被動地把人生寄託在婚姻和家庭之中。
一旦男女在殘酷生存競爭中產生分化，不公的環境便應運而生。波娃說：「一切都仍然在鼓勵少女期待從『白馬王子』那裏獲得財富和幸福，而不是獨自嘗試困難而不一定成功的征服。特別是，她可以期望依仗他進入高於她的階層，這個奇蹟是她工作一輩子也不能帶來的。但這樣一種希冀是有害的，因為它將她的力量和利益分割開來；這種分割對女人來說興許是最嚴重的障礙。父母撫養女兒是為了讓她結婚，他們並不想鼓勵她的個人發展；她在婚姻中看到那麼多的利益，以至她本人希望結婚；這就使得她往往不如她的兄弟們受到那麼多的專業訓練，受到那麼紮實的培養，她不是那麼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職業中；由此，她註定要處於低下的地位；惡性循環形成了：這種低下加強了她要找到一個丈夫的願望。」
人類往往會被美好的婚姻或愛情敘事所感動，彷彿女人可以通過婚姻或愛情來替代艱難的奮鬥之路，但在波娃筆下，主從地位不同的男女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美好的婚姻或愛情敘事並不可靠，「美滿婚事的彩票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中獎者」。
她寫道：「男人的幸運——在成年時和小時候——就在於別人迫使他踏上最艱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她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受到海市蜃樓的欺騙時，為時已晚；她的力量在這種冒險中已經消耗殆盡。」這裏的底層邏輯其實是人應該通過奮鬥來主導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把命運寄託在他人身上，只有當男女各自獨立、平等，各自都是能主導自己命運的主體時，二者的結合才最為可靠，否則，若女人不尋求自我獨立和提升，總是幻想婚姻或愛情，一旦夢想破碎，則是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在揭示男女自然因素造成的差異後，波娃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讓男女的體力差異不再具有決定性作用，男女平等具有現實條件。她說：「技術消除了男女體力上的不平等。只有在需要的時候，充足的體力才產生優勢，擁有過多的體力不比擁有足夠的體力更好。因此，使用大量的現代機器，只要求一部分男性體力：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並不高於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勞動中變成與男人相等。」她還表示，「在風俗禁止暴力的地方，肌肉的力量不會建立統治地位」，「如果女人引起的尊敬或恐懼不允許對她使用暴力，男性的力量優勢就不是權力的源泉」。
誠如斯言，弱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景下才具有意義，如果一個社會被無處不在的暴力裹挾，那麼，缺乏暴力資源便是弱，反之，如果一個社會日益注重知識、科技、道義的力量，那麼，體力的差異或是否掌握暴力資源不再是決定性因素。
男女的差異將隨着社會進步而不再構成主從關係的關鍵因素，女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像男人一樣去世界闖蕩，去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導者，去追尋所向往的生活。當越來越多的女性可以有獨立的工作，可以打拼事業，可以去追尋夢想，那麼，規則和觀念的力量勢必會發生改變，曾經把女人固定在從屬地位或束縛在家庭的一整套機制將會被顛覆。
中國內地農村的變化便是有力例證。數千年來被封建思想影響的鄉村，雖然依舊充斥「重男輕女」的觀念，但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能工作和上學，具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新生代農村女性的處境已有明顯改善。假以時日，伴隨更大範圍的啟蒙，當在新觀念中成長的年輕一代成為中堅力量，農村將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波娃筆下的被「逼到役畜的地位」的女性現象將大幅減少。
人既受自然因素、生理因素的約束，又受規則和觀念的約束。越是發展相對落後的階段，人類社群越較多受到自然因素、生理因素的約束，越是發展相對發達的階段，人類社群越較多受到規則和觀念的約束。在人類社群的早期階段，生存環境惡劣，暴力的因素相對突出，但隨着社會的發展，知識、科技、道義、規則、觀念等因素日漸突出。
曾經在傳統社會體力不佔優勢的人，卻可因為知識和科技而在現代社會獲得成功。槍炮的出現讓曾經備受遊牧民族欺凌的農耕民族站起來，而曾經所向披靡的遊牧民族所仰賴的騎兵優勢則被槍炮一掃而空。社會在發展，什麼是優勢、什麼是弱勢，往往有所不同。可以確定的是，男性昔日在體力上的相對優勢會隨着社會發展而日漸不復存在，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機會正在未來浮現。既然這樣，在尊重男女差異和正視人類多樣性的同時，只要持續推動女性獲得經濟、社會、觀念的獨立自主，那麼一個男女充分平等的社會理想不再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