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何能夠歷久彌新70年？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個原則的正式提出，是在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期間，至今已整整70周年。當時中國分別與兩國發表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不僅以此為指導建立和發展相互關係，並且共同倡議將其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歷經新中國長達70年風風雨雨的外交實踐，這五項原則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歷久彌新，其意義不僅沒有淡化，而且歷久彌深；其作用不僅沒有削弱，而且歷久彌強。

這背後所包含的深層原因，值得探討。

出台背景

回顧歷史，五項原則提出之初，與當時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緊密相關，形格勢禁之下，帶有一定的過渡性。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隨著人民革命的節節勝利，新政權逐步形成了三大外交方針，即「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

「另起爐灶」指的是新中國不會承認和繼承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新的中外關係要在新的基礎上經過談判重新建立。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專指那些侵略過中國並在中國享有特權和影響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如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說：「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

「一邊倒」，指的是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正如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三大外交方針的提出，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過渡性，就是儘快打開新中國的外交局面。但即使如此，其中也貫穿了一個不可動搖的重要原則，即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之所以不可動搖，是因為這個原則本身就構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宗旨和目的。正如孫中山先生遺志中所表達的，「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標誌著由中國共產黨最終完成的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完全勝利，必定要將這一原則貫徹到底。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一步步失去國家應有的自由和平等，國家主權名存實亡，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極盡欺壓之能事。直到新中國成立，所有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特權以及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才宣告廢除和肅清。對平等原則的強調，就是舊時代結束、新時代開始的最重要標誌。

由此可見，新中國外交方針，無論提出幾個原則，也無論何時提出，平等原則都必定貫穿其中，且不可動搖。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有眾多霸權主義國家，還在推行各種不同形式的霸權主義政策，作為堅決反對霸權主義且本國對外宣告絕不稱霸的中國，必定會將平等原則堅持到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於五年之後的1954年首次提出，就是作為「另起爐灶」方針的第一個成體系的產物問世的，而貫穿五大原則的內在一致性，正是這個包含了豐富歷史內涵的平等原則。

更深層的中國特色

霸權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是不講平等的，它們信奉的是國強必霸、弱肉強食、利益至上。而新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過1954年中國與印度、與緬甸的聯合聲明，又經過1955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在剛剛獲得獨立的近30個亞非新興民族國家中贏得了廣泛認同，無形中對霸權國家一直以來在國際關係上的單方面塑造和主導構成了挑戰。

但是，這種挑戰，並非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種針鋒相對的挑戰，更不是透過建立新的霸權與老的霸權進行爭霸的那種挑戰，而是透過徹底否定霸權主義的合理性，著眼於國際社會長久和平、共同發展的宏大目標而推出的新型國際關係原則。

回顧地看，這個自殖民主義時代以來破天荒的大事件，也只能由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提出，這五項原則的可信性、可行性、可持續性，也必定要由中國做背書。

首先，中國是帝國主義時代野蠻的叢林規則的受害者，本國獲得獨立和解放之後，天然地與大多數有過共同歷史遭遇的國家站在一起，共同致力於推動國際關係準則的根本性變革。

再者，中國是個大國，儘管在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時，新中國尚未完全走出積貧積弱的國勢，也尚未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但這並不妨礙新中國以世界大國的身份參與戰後時代國際秩序的重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特有的思想觀念，如天下一家、推己及人、仁者愛人等，而不是與之相反的唯我獨尊、你死我活、贏者通吃。

中國希望外國尊重本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所以提出的原則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單方面要求的尊重；中國不希望外國對本國進行侵犯和干涉內政，所以提出的原則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中國希望外國與本國建立平等的關係，共同維護和平，所以提出的原則是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也就是說，每一項都不是只從本國利益考慮，而是同時考慮對方的利益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身帶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西方國家不可能提出類似的原則，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與其他國家講平等、講和平的真誠意願；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即使有同樣的意願，卻也缺乏和中國類似的這種基於「天下觀」的思想文化傳統。

歷久彌新的根本原因

從那時起到今天已整整70年，世界形勢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巨變。但最重要的是，自二戰結束至今將近80年時間，新的世界大戰並未爆發，這說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二戰後國際秩序一直在發揮著穩定局勢的作用。

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之宗旨和原則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尊重各國平等主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促成國際合作等。而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意味著，接受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一致的，同時也是維護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也是順應二戰後全球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

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真正的價值，並非只在順應潮流方面，更多地體現在引領走向方面。

為什麼這麼說？首先，從70年來的實踐來看，世界各國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看法、態度以及質疑和挑戰，基本上都不認為它已過時和不夠充分，而是認為它太超前和過於理想。

在政治方面，霸權國家始終存在，出於其恃強凌弱的本性，頻頻干預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很多情況下還打著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世界和平的名義。世界對此無可奈何。

在經濟方面，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世界各國因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矛盾和衝突也日益增多，平等互利原則也愈加難以貫徹。

另外，由於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巨大差異，世界各國對於何為國際關係、何為國家利益，也有著十分不同的理解，導致對於諸如主權、內政、干涉、侵犯等最基本的概念也難以達成共識，爭吵不斷。

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身有問題。事實上，近十多年來中國又相繼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關於全球事務的發展倡議、安全倡議和文明倡議等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繼續對國際關係的走向進行超前性引領。

關鍵是，正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樣，所有這些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的倡議，也無不是中國「天下觀」思想文化傳統的充分體現。由此可見，真正讓中國這些當代外交思想永不過時、歷久彌新的因素，不是別的，正是深厚的中華思想文化傳統。

早在2500年前，中國古賢管子就告誡過：「……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對照今日世界，之所以戰爭頻仍，動亂不斷，難道不是因為各國無不「以國為天下」嗎？而和平共處之所以難以實現，難道不是因為各國始終做不到「以天下為天下」嗎？管子若能再生，他對今日世界的告誡，也許一個字都不用改。

如此來看新中國從70年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近年來的一系列全球倡議，其中的深意也就顯而易見了。為什麼會歷久彌新？答案也很清楚了。

謹以此文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